史记司马迁的史记(史记,作者)

这是中国历史精读系列，116，《秦汉史话》，26。欢迎观看。

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在西汉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这是司马迁的巨著《史记》，开创了中国古代传记史学的体例和规模，在史学史上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103010产生于汉武帝时期。除了司马迁出生在西汉鼎盛时期的时代，还有司马迁的家庭出身和司马迁本人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执着。

01.宣誓父亲的抱负。

司马迁出生于凤仪和杨霞(今陕西韩城西南)，生于汉武帝元末五年(公元前145年)。

司马迁的祖先是周朝的谋士。后来家庭变故，历史岗位中断。他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他接替汉武帝成为太史令。司马谈学识渊博，精通天文、易学、黄老学。他写了《史记》，总结了阴阳、儒、墨、明、法的学术思想。

司马谈的道家思想备受推崇，这与当时的“独尊儒术”背道而驰。他是一个敢于坚持自己观点的思想家。这个家庭出身对司马迁影响很大。

司马迁自幼学农牧，后随父迁居长安，刻苦钻研各种典籍，师从孔安国、董仲舒等名家，积累了各种学术知识。

汉武帝元朔年间，20岁的司马迁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活，实地参观了许多名胜古迹。他南游江淮，游会稽山(今浙江)，考证于霞的传说。他还渡江到项，考察了舜的九嶷山遗址。北有缅甸、泗、齐鲁之都，搜集孔孟轶事；还去了峰峰、彭城采访秦汉时期的人物事迹。

司马迁通过游历、调查风土人情、游览名山大川、收集奇闻轶事等方式，为后来《论六家要旨》的写作积累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

司马迁回到长安后不久，就当了医生，成了汉武帝的侍从。汉武帝丁原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朝开发西南地区，司马迁奉命出使今川滇黔，这为他了解西南少数民族的情况创造了有利条件。

司马迁从西南回来，立即赶往洛阳看望病危的父亲，但司马谈只留下“不要忘记我要讲的话”的遗嘱就去世了。司马迁伤心欲绝，表示要继承父业，完成父业。

梁武帝元丰三年(前108年)，司马迁正式继父为太史令，整理汉室朝廷收藏的史籍，开始收集大量文献资料，用于写作《史记》。这期间，司马迁跟随汉武帝周游列国，行踪非常广。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公孙庆、胡燧等人因当时使用的颛顼历与天象不符，建议改历。五月，汉武帝下令制定新的历法，以春季的第一个月作为一年的开始，也就是《史记》年。它比旧历法更精确，更准确，有利于生产的发展。耿直《太初历》主持人之一司马迁对我国古代天文历法做出了重要贡献。

司马迁完成历法变更后，同年开始撰写他的伟大历史著作《太初历》，但他的雄心壮志没有得到回报，一场意想不到的大灾难使他陷入绝境。

02.饱受腐败之苦。

汉武帝第二年(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李广利和他最宠爱的妃子李夫人的弟弟李陵去攻打匈奴。李陵率领五千将士，转战千里，斩杀敌人数千人，被匈奴八万骑兵围困，兵败被俘，向匈奴投降。

消息传来，朝中一片震动，大臣们纷纷指责李陵。当时，汉武帝问司马迁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司马迁出狱后，出任朝廷大臣。这是皇宫里的一个普通官员，地位很低。司马迁曾自称“扫地奴”。

司马迁受到了极大的委屈和屈辱，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他认为“打官司大于阉割”，想过“杀了自己”，但他也认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所用不同”。

为了“基层创造尚未完成”的不朽事业，这位被世俗所鄙视的历史学家忍辱负重，百折不挠，以古代圣贤坎坷的命运和苍劲有力的著述为榜样激励自己，用自己“身残体污”的一生，完成了“学天人，学古今之变，成一家”的传记通史。

大约在武帝和解三年(前90年)，司马迁终于写完了《史记》，前后用了18年。103010完成后，当时没有出版。直到汉武帝宣帝时，司马迁的孙子后杨云才得以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司马迁的卒年，王国维《史记》认为“虽然石公卒年不详，但视为与武帝时期的终结，并无大错。”据此，他于武帝第二年(公元前87年)左右去世。

司马迁的历史巨著出版后，叫《史记》，或《太史公系年考略》，或只叫《太史公记》，现在的名字叫《太史公书》，只出现在魏晋时期。

103010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的历史巨著。全书130本，由12本、10张表、8本书、30本家书、70本传记组成，共52.65万字。

103010记录了从黄帝开始到汉武帝统治结束(前100年-前97年)的历史，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少数民族和外国历史。

03.历史学家的绝唱

司马迁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他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首先，他开创了一种新的历史编纂体例，即后世史家推荐的“纪传体”。这种编纂体例由书、书、家、传五部分组成。《史记》记载了历代帝王的兴衰，而

其中，“本纪＂记事简要，是纪传史的“纲”，“世家”、“列传”记事详细完整，是纪传史的“目”。所以，纪传体是以历代帝王为序，以人物传记为中心，以记载各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发展的情况，构成一代完整的历史。

《史记》问世之后，纪传体遂为历代史家所沿用，成为我国古代主要的历史编撰体例之一，可见《史记》对我国古代史学影响之大。

其次，司马迁以进步的历史观，总结古代以至秦汉的历史，使《史记》成为一部富于批判精神的历史巨著。他在《报任安书》曾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他著述《史记》的出发点。这在西汉“天人感应”思想盛行之时，无异宣布与这种神学思想分道扬镳。

《史记》确实体现了这一旨意。司马迁围绕天人关系问题，指出邹衍的阴阳学“作怪迂之变”，又“论著终始五德之运”，是造成战国末年以来符应、机祥和鬼神之事泛滥的根源，实际上道破了“天人感应”思想之荒诞。

与此同时， 司马迁专门写了一篇《封禅书》，记载历代帝王所搞鬼神之祀。其中以将近半数的篇幅，记述汉武帝“尤敬鬼神之祀”，讽刺性的文辞婉转微妙。

在《封禅书》的篇末，司马迁留下一段更加意味深长的话，即表示他因职务的关系，曾经扈从汉武帝巡行封禅，祭祀天地诸神，又目睹汉武帝、方士祀神求仙的活动，于是写下这类祭祀鬼神的事实，“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

这里，司马迁表明将它公之于世，是为了揭露这类闹剧的内幕，使人们了解事 情的原委。这在汉武帝时代，确实胆识不凡。

对于鼓吹“天人感应”的神学大师董仲舒，西汉时即被人视为“群儒首”，甚至誉为“有王佐之材”，而司马迁对他则持贬抑的态度。有关董仲舒的生平事迹，《史记》并无专传，只用寥寥五百余字，载于《儒林列传》之侧，位置极为次要。代表董仲舒思想的《天人三策》，《史记》不仅只字未加提及，相反却详细记述他因著《灾异之记》下狱一事，称董仲舒出狱之后，“竟不敢复言灾异”，字里行间深寓嘲讽之意。

与揭露“天人感应“神学思想同时，司马迁更多强调人事的作用。比如在论述楚汉胜败时，他着意记载项羽失民心的大量事实，以批判项羽所谓“天之亡我”的观点。

在论述秦王朝败亡时，他引贾谊的《过秦论》，强调秦败于严刑酷法，赋敛无度，是“民危＂的结果。而且对秦末农民起义大书特书，不但将陈涉与汤武 等列，而且将他的事迹列在“世家”，予以特殊的历史地位。

司马迁一再肯定陈涉推翻秦王朝的历史功绩，实际上等于说明朝代的更替是取决于人与事，而非“天”或者鬼神的意志，这与他的天人关系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司马迁的“通变”思想，在《史记》中多次论述。如“略协古今之变”、“终始之变”、“通古今之变”等等。从发展变化的历史观出发，司马迁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考论史事，使《史记》各组成部分，都充分体现了这一思 想。他不仅停留在“变”的观点上，还试图从中找出变化的原因。

他在《郑世家》说：“变所从来，亦多故矣。”在《平准书》也提出“事变多故”。原因何在呢？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利诚乱之始也”，认为政治上的动乱，是根源于经济物质利益。这种思想在《史记·平准书》里，就表述得更加清楚了。他说：“作《平准书》，以观事变”，即试图从物质经济生活中，探求社会历史变化的原因。

通篇《平准书》， 先记述汉初的社会经济情况，然后叙述汉初积累大量的财富，引起了汉武帝时期内外政策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政治经济的变化。

类似的观点，《史记》不乏其例。如论述齐桓公建立霸业，是由于“通轻重之权，微山海之业"的结果。 魏“尽地力，为强君”。记述吴楚叛乱时，吴“即山铸钱，富垮天子，其后卒以叛逆”，认为刘濞发动七国叛乱，与其经济力量的发展密切相关。

在西汉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封建神学全盛的时期，司马迁围绕天人关系和历史发展诸问题，大胆提出与这种封建神学思想相对立的见解，使《史记》成为一部具有鲜明历史观的史学巨著。

最后，《史记》打破地域、时间和内容的限制，扩大了历史记载的范围。秦汉以前的史籍，所记载的范围，有的局限于某些地区，或者限于某一个时期；有的局限于政治、军事方面的内容；有的限于按编年排比史事，或者以对话形式叙述史实。

而首先打破先秦史籍的局限性的，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记载上起传说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期，既记载中国的历史，又涉及外国史， 还记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以及少数民族史，内容则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成为一种规模巨大的综合性的史书。

《史记》所具有的上述的特点，使我国古代史学发生划时代的转变。《隋书·经籍志》说：“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 我国清代以前，历代编修本朝史或前代史，无不仿照它的体例。《史记》为我国古代历史学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本文内容编选自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中国读本《经典中国通史》之《秦汉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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