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强 离开浙大(郑强为什么被浙大赶走)
郑强为什么离开浙江大学，为什么去贵州大学？郑强教授在浙江大学时很受爱戴，当他离开时有些遗憾。现在，无论在哪里，依然可敬。
昨天，郑强教授给学生们发了一条信息：
穷，我们不怕，就怕没有底线。
热爱科学，忠诚，你甩出多少感情，别人都知道。
明天，现任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著名“愤青”教授郑强将出任贵州大学校长。
昨晚8点，郑强从上海浦东出发，飞往贵州上任。昨天，是郑强在浙江大学走马上任前的最后一天。日程排满了。他整个上午都兴高采烈，选择和他的一群研究生在一起。
昨天上午，8:30，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高分子楼，郑强给高分子系数的十位同学上了“最后一课”。
称郑强高分子大厦为“情圣”:差不多十年前，他充满感情，声音洪亮，用“男高音”的歌声为盖楼筹款；
因为门口写着“高分子楼”的石碑位置不对，他找人弄了个大吊车，硬是把这12吨重的石头搬走了；
实验室的门窗和工程实验室一样，曾经是直立的，他请人换成了落地玻璃。“做实验不要死，做实验要透明。用通俗的话说，要文艺。”
郑强和他的“爱人”在一起，自然而兴奋。他的服装几乎和平时一样，浅蓝色的衬衫和裤子。他的精神状态被学校师生定义为“充满激情”。
昨天听讲座的有三四十人，其中几个是他以前的学生，现在是他的同事。
郑强带的一个硕士生叫叶宜兰，他事先告诉我，最后一节课是高分子专业的一个研讨会。
我有点紧张。这几年，我听过郑强的演讲，唱过歌，看过他的书法，但没听说过他上过专业课。听他课题组的名字，——高分子材料流变学课题组，差点把我这个文科生打晕了。
郑强的博士生朱晓楠马上告诉我，“好了，别慌。肯定能听懂郑先生的讲课。”
朱晓楠给我举了个例子。2008年，和朱晓楠同一批研究生上学，他们经历的第一堂课是郑强关于流变学的讲座。
郑强这样说道：
古人云：万物流动。你什么意思？它在生活中是被动的。
我们都知道水可以流动。但是，你知道玻璃也可以流动吗？有人说你在胡说八道。为什么我的玻璃没有流动？那是因为你观察的时间还不够长！如果把玻璃放在那里几百年，它会像地上的一滩水。
水是流体，但你想过水的另一面吗？也可以是刚体，不是冻成冰！
例如，我们大多数人都在水漂玩过，对吗？水这么软，你怎么能弹起这么硬的石头呢？流变学是研究这些的一门学科。
朱晓楠说，在郑强的课上，一般没有人打瞌睡。“他上课很活泼，眼睛盯着看，整个人都在跳舞，很难入睡。”
郑强的课并不都是那么流畅柔和。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副教授左敏昨天几次提到郑强教授的学术课：风格是“强硬”和“无情的”
朱晓楠说：“郑老师要求高，不说话。”朱晓楠今年博士毕业。在他的博士论文必须接受同行评议之前，他连夜打印了一篇6万字的论文，并请导师郑强最后一次阅读。
没想到会这样。几经“修炼”论文，又“面目全非”了。从纸面上看，估计郑强已经三天没休息了，文章里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注解都有思考的痕迹。朱晓楠照着本子录入修改后的内容，白纸黑字花了一整天。
我翻看了这本朱晓楠的散文集，发现写的很用心。在后记的最后，朱晓楠自己写了一篇小短文作为“感谢”。郑强还是绕了一点，写了“好爱！”在这一页的空白部分。
“文好情深”是很多人耳熟能详的“郑强风格”。在浙大学生的“最后一课”上，郑强仍然保持着他的深情。
在这节课之前，叶澜和其他人花了一周时间制作了一个郑强的电子相册，这是他们从童年时期秘密收集的。郑强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哇！你从哪儿弄来的？”
“这是我刚到浙大高分子系时和同学的合影。哎，这位同学现在在加拿大卖电脑，这位是做生意的……”
“唉，这是(郑强曾经在这里学习过的)。这个大门是一所3米多宽的大学，里面有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不是偶然的……”
郑强一边讲故事，一边对学生提出四点要求：“你们要注意培养自己的情感。一个完美的人，一个健全的人，不仅手艺好，而且对自然、人、物都有理解；要热爱科学，有情怀没有真本事是活不下去的。你的‘手艺’是科研；塑造人格很重要，我们不怕穷，就怕没有底线；要忠诚，不要恨任何人。你甩出多少感情，别人都知道。”
《最后一课》里有哽咽的人，却没有流泪流鼻涕的人。
郑强说，“我离开浙大的时候，不想看到课题组掉队，孩子们哭。”虽然，他用高八度的声音说：“我会经常回来的。”我扭过头，轻轻叹了口气，“唉，经常回不来了。”
6月2日，记者在贵大见到了刚刚上任的郑强。
“我要改变”
5月30日深夜，郑强匆匆乘飞机离开了杭州。两天后，是时候宣布他是贵州大学的校长了。他不得不上任。
那天下午，郑强给浙江大学的研究生上了最后一堂课。在课上，他寄语学生：“穷，我们不怕，但我们什么都不怕。”
有底线；爱科学，讲情谊，你付出去多少感情，别人心里有数。”“我觉得一些重要的事情要交待清楚。”郑强解释说，这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做人问题，是大问题。
5月30日深夜到达贵州的郑强只带了随身行李，当他下飞机时，突然意识到，他该有身“像样些”的衣服，以便拜会贵州的领导。从此刻起，他将不再是一个可以“随便”的教授了。
这让郑强感觉很不习惯。
“裤子、皮鞋、腰带都是从贵阳现买的，”郑强笑眯眯地对本报记者说：“以前做教授，言行什么的都很自由，但是现在举手投足，旁人就不会简单把我看成一个普通教授了。”
“我是怀着寻宗的虔诚、怀着感恩情怀到贵州、到的。”说普通话的郑强突然吐出一句地道的贵阳话：“就连贵州的美味佳肴——折耳根、酸汤鱼、肠旺面，都让我难忘。”6月1日，在贵州省和贵州大学主要领导面前，郑强开始了他到贵大的“第一课”。
语落，掌声四起。但第二天，就有媒体评论说：这堂“课”不像郑强的风格，幽默有余，犀利不足。
“这是开玩笑的吗！实际上，我一点也没有改变我的风格！”
郑强辩解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管自己以前语言多么犀利，但是对于贵大，他的确很陌生，“我对人家还不了解嘛。”
初到贵州的“愤青”郑强这几天很忙，密集拜会了贵州政府、科技、教育界的领导和专家，又逐一走访了大学里的各院所。
“这对于我是一个新起点。虽然不是从乡村到了大城市，没有乡巴佬见到大官员那种欣喜若狂的感觉，但我现在是校长了。”郑强开玩笑说，他见过大世面，不会因受宠若惊而丢失自己的性格和锋芒，但是，“如果只是针砭时弊，是带不来任何积极的东西的。”
以往的郑强，这位浙江大学高分子学院的博士生导师，在专业领域有着傲人的成绩，并以批评中国教育体制的演讲而闻名，“现在谁是汉奸？北大清华的学生”，“分数越高，伤害越大”……
可如今，“愤青”走上了领导岗位。用郑强自己的话说，换位思考后，以前他是一个评论者，可以只讲现象，信口开河，不计结果，甚至只顾自己痛快，但现在他需要改变自己的风格，多办实事。
“我要变了。”郑强很认真地对本报记者说。
可大家都不希望郑强变。
6月2日晚上，贵州教育和科技界的几位学者送给郑强一句话：“我们太希望你能保留你的风格，这种可爱，别在这里几天，被这里整得不可爱了。”
还有一位教育界前辈说：“我们可是盼望着你来改变这里的，你可千万别被贵大给改造了啊！”
虽然很忙，但郑强这几天一直在揣摩这几句话，并且说“值得回味，很有意思”。
一些朋友也问他，当初那个“第一愤青教授”，变成校长后会不会消失？
“我觉得不会吧，但是……哎呀，责任不一样了。你管了这么多学生，几万人呢！如果有一个学生出事，那都是我的责任哪！”郑强有些不置可否。
“四渡赤水”
6月3日，贵阳一直在下雨。贵州大学正门前的一句话新闻栏里，郑强成为新任校长的消息，紧随联合国关于叙利亚问题的决议等重要时事之后醒目出现。
“我是大二听过他演讲的，他敢说真话，现在强哥来了，希望能给贵大带来一股活力，我们好期待！”
“哎哟，我们的工资十几年没涨了，新校长来了，希望能给我们提一提！”
从贵大门口的水果摊，到校园里三三两两的学生和老师，“第一愤青教授”郑强到来的消息，就像贵大要举办明星演唱会一样，吸引着学校里的每一个人。
6月1日，在贵州省政府欢迎郑强的会议上，省长赵克志表达了对贵州大学的更高期望：“贵州将努力把贵州大学建设成具有区域特色、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服务地方发展的领军型高水平大学。”
刚刚到达贵阳的郑强立刻感觉到了压力，一所内陆大学迫切期盼变革与创新的冲动正紧紧包围着他。
但郑强对贵州省制定的大学目标并不认同，郑强记得，当初教育部也曾规划跨世纪发展10所世界级大学的目标，如今却早已成了笑柄。
“一所大学好不好，是不能用几个指标来衡量的。”
来到地处偏僻的贵州大学，郑强发现，不论学生素质还是教学、科研基础，远远无法与东南沿海以及名校相提并论，甚至每个学生身上都有莫名的“自卑”。
面对贵大上下求变革的呼声，在这个红军长征曾留下转折和辉煌的地方，被期望包围着的郑强想到了“四渡赤水”。
“我们没有实力与北大清华这样的高校国家队争夺大项目，那就只能把贵州当地发展的需求当作自己的科研项目，这样避开了‘中央军’的强敌，又找到了地方院校生存的空间，也是‘四渡赤水’嘛！”
以前，“愤青”郑强是极力反对高校参与地区经济服务的，他曾在一次名为《民富不等于国强》的演讲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学术成果和专家被金钱和利益腐蚀，高校不务正业，而是参与地区的经济服务。但这一次，郑强同意了贵州大学为地方经济服务的目标。
“我这个人还是非常灵活的。”
经过几天的观察，郑强摸索出一条符合贵大当前水平的发展路径。“很简单：老师们在这里教书有荣耀，有幸福；学生在这里学习有快乐，有希望。”郑强上任后主抓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员工的福利和学生的教学质量。
郑强告诉本报记者，如果未来五年，贵大的教职工觉得变得更加幸福了，老师的生活水平改善了，这就是进步。
说到这里，郑强没有再像以前一样说下去，而是开玩笑说，“再多说就要出问题啦！”
“你们走着瞧”
2012年，关于高校教育变革的声音与尝试越来越多，南科大校长跑遍各省去争取生源。在和，消失多年的书院又悄然复苏。
对这些教育改革尝试，郑强都没放在眼里。
“那根本就不叫尝试！”
“我们现在喜欢用点新名词，其实就是回归教育的本真。教书育人，以学生为本，这个老祖宗早都搞清楚了，怎么现在还糊涂了呢？还要说这么多大道理干什么？”郑强拍着桌子高声对记者说，仿佛又一场演讲。
郑强说，现在的大学教育处于不对称、不平等的起跑线上，让贵大学生赶超名校不现实。“我不敢夸大或者是狂妄，贵州大学的孩子今后就一定能超过北大清华的孩子，但是我有信心让贵州大学的孩子们对自己的故乡、祖国有责任感，充满感情！”
“我还说到，让贵州大学的孩子有尊严！”
郑强说，不要小看这句话，“这句话可深了。”
6月3日下午，一位中国前驻外大使到贵州大学作报告，希望新校长郑强来主持，但是他没有同意。
“不能这样！一所大学的尊严取决于一个校长的底气和对于教育的把握。我就要教贵大的孩子们，今后和北大清华的孩子们站在一起，可以说我是郑强的学生！你问问，北大清华的那些校长，郑强站在他们面前有不自信的盲从吗？贵大的孩子们就是要这样。”
但郑强的“狂妄”如今也适可而止，他在研究如何与学校书记搞好关系的问题。“我到这里来当校长，就一定能和书记搞好关系。”
对于当初曾多次“炮轰”的教育体制问题，郑强现在也改变了看法。他觉得，不要把教育体制讲成是高校改革的洪水猛兽。
“大学校长的责任在哪里？水平在哪里？别自己没水平，就怪体制有问题！”
郑强认真地说，作为校长，他希望带给一所大学整个精神面貌的变革：“一所大学的学风、教风和灵魂，是学生对学术纯洁、科学的挚爱，最重要的是把孩子培养好！”
“把贵大的孩子培养好，您有多大信心？”记者问。
“你们走着瞧！”郑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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