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为什么没对中国进行核打击(苏联为何不敢对中国进行核打击)

金银岛冲突(资料图)

1969年3月2日上午8时40分，中苏之间积怨已久的恩怨终于在边界岛上找到了出路，珍宝岛战役打响；接着，3月15日和17日，中苏在珍宝岛发生了三次大规模武装冲突。冲突呈胶着状，炮弹和雪花一起飞舞，地雷和手榴弹交替爆炸。由于中方提前准备，苏方击毁17辆坦克和装甲车，苏军阵亡58人，受伤94人。显然苏军损失惨重，损失惨重。

金银岛事件后，两国长达4200公里的边境线充满了火药味，两国关系空前紧张。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急于与中国高层领导人沟通。

柯西金打来热线电话被拒

当时中苏是字面上的盟友，中苏领导人之间的热线还在，但已经很久没用了。3月21日下午，柯西金致电北京热线，要求与毛泽东紧急通话。中南海的女接线员得知对方身份后，斩钉截铁地骂了他一句，说你这个苏修的领导人，不配和我们伟大的领导人说话！对方说，能不能请周恩来总理接电话？女接线员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的周总理太忙了，没有时间和你说话！然后，就把电话挂了。毛泽东主席得知后批评说，这个电话是打给我的。他为什么不报道就关了？周总理还指示对经营者进行批评教育。

不久，柯西金再次打来电话，要求与周恩来总理通话。这一次，女接线员没有切断电话，按照事先的指示，接到了外交部东欧司的电话。东欧部的负责同志接了电话，虽然言辞激烈，但最后还是得到了正式答复：3360你，苏联共产党，已经变成修正主义了，中苏两党已经断交。但是如果你想和周总理谈，我会向总理和我们的政府汇报。

这样，苏联只能通过一般的外交途径与中国接触。1969年3月21日晚24时，苏联驻华临时代办紧急拜会外交部东欧司负责人，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托，于几小时前与毛泽东主席通过电话联系，但接电话的中方工作人员拒绝与其联系。苏联方面希望尽快与中国领导人取得联系。

3月22日，周总理召集外交部负责人商讨对策，决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方。备忘录说，已经不适合目前的中苏关系用电话联系。如果苏联政府有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周恩来立即将这一外交决策书面报告了毛泽东委员长。从21日晚(当时是苏联莫斯科的下午)开始，苏联多次向中方索要毛泽东的电话号码，苏联驻华大使馆也多次向我外交部询问，说是“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之命，转达某种东西”。同时发现苏联在珍宝岛活动，探测到苏联在催促前进行动。估计那天苏联可能会夺取珍宝岛，昨晚的外交活动是故作姿态。同意有关同志的意见，“加强岸上兵力，部署火力，静待时机，准备先发制人。”同时商定以备忘录的形式回复苏联临时代办，争取主动。

在周恩来的书面报告上，毛泽东写了：同意备忘录的批语，即准备进行外交谈判。林彪也看了这个报告。中方约见了苏联驻华临时代办

同年8月，新疆裕民县铁勒克提地区再次发生流血冲突。西方趁机离间中苏关系，猜测苏联领导人会考虑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所谓中国核设置的“秘密故事”。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显著位置发布消息，标题为《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据可靠消息，苏联准备用携带几百万吨当量核弹头的中程弹道导弹，对中国重要的军事基地，如3354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这不是幻想。珍宝岛冲突爆发后，苏军高层反应强烈。以格雷奇元帅、苏联国防部长、崔可夫元帅、部长助理等为首的军事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准备在远东使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达几百万吨的核弹头，对中国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核打击”。

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向他通报苏联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求美国的意见。苏联的意图非常明显。3360在当时中美关系也很尖锐的形势下，如果苏联动手，让美国至少保持中立。第二天早上，基辛格到达白宫时，发现尼克松不耐烦了。“喂，亨利，有什么不舒服吗？”基辛格拿出十几张写满字的纸，放在桌子上说：“你看，苏联要对中国用核武器。昨晚，多勃雷宁先生和我深谈了一夜。克里姆林宫的几个家伙决定用核导弹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现在他们在征求我们的意见。”

尼克松与其高级官员紧急磋商后认为，西方国家最大的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的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届时，核污染将直接威胁25万驻亚洲美军的安全。最可怕的是，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全世界都会在北极熊面前下跪。“我们可以毁灭世界，但他们敢毁灭它”。

经过协商，美国认为：是只要美国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使用核武器；第二，要想办法尽快把苏联的意图通知中国，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美国和中国已经深仇大恨30年了。直接告诉中国，而不是相信，他们会认为我们在耍什么花招。最后，我决定“让一份不起眼的报纸泄露消息。众所周知，美国没有秘密，布雷日。”

中国政府就此发表声明，指出:假如一小撮战争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袭击中国战略要地，那就是战争，那就是侵略。7亿中国人民就要奋起反抗，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

毛泽东根据朱元璋当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箴言，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备战方针，全国很快进入了“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动员全国城市军民齐上阵，集中力量修防空洞，北京等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防止苏联核袭击和入侵成了当务之急。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开始转向临战状态，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三线，实行“山、散、洞”配置。

但同时，中国作为有核国家，苏联也害怕核反击或中国的先发制人。

吊唁之意在会谈

1969年9月3日，越南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胡志明逝世，中共中央当即决定派周恩来赴越吊唁。获悉中国总理周恩来赴河内参加葬礼，苏联领导层决定派总理柯西金前往，届时可与周总理会见。9月4日，以周恩来、叶剑英为正、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前往河内吊唁，并于当日返回北京。9月6日至10日，柯西金在越南参加了胡志明的葬礼。原来柯西金希望在那里会见周恩来，但是周恩来来去匆匆，有意回避。

9月6日，柯西金抵达越南首都，旋即转告中国驻越大使馆人员，苏联政府首脑希望回国途中经停北京，以便会见中国领导人。不知哪儿出了岔子，柯西金没有等到中方答复。9月8日，李先念副总理率党政代表团到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中国代表团有一条指令:见苏联人不讲话。李先念与苏联党政代表团团长柯西金同时出现在胡志明追悼会上，彼此擦肩而过，连句问候的话都没有，而在其他一些照面的场合，李先念看见柯西金也不说话。苏联方面通过苏联驻华代办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要求，柯西金希望返国途中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晤。柯西金临走时通过越南方面再次把这个信息传达给李先念，李先念立即向国内报告了这件事。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同意会谈。李先念告诉越南的同志，周恩来总理同意在北京机场与柯西金见面。

9月11日晨，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叶利札韦京被紧急召到中国外交部，通知他中国同意在北京举行中苏两国总理会谈。这时柯西金的飞机已经从印度新德里飞到了苏联境内的塔什干了，苏联代表团一行人正在那儿休整。

北京机场会谈

苏联代表团在离开莫斯科之前，并没有专门到中国去的计划，从河内回莫斯科的路上，因为飞行上的需要，中途要在塔什干作短暂停留。因为是去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又加上与中国代表团的少数几次照面如同路人，苏联代表团成员们心情并不好。他们想放松放松，喝点儿啤酒之类的。正当大家围着桌子坐下来，把酒瓶子打开后，突然，柯西金几乎是冲了进来，向大家宣布:大家马上集合，到飞机场去。

一个小时以后，苏联代表团已经起飞了。在飞机上，大家见飞机往东飞，都很奇怪，这是往哪儿飞呀？说是到伊尔库茨克。原来计划是回莫斯科，怎么又要飞到伊尔库茨克去了？柯西金这时把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贾丕才叫过去，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

贾丕才向代表团宣布，飞机正在向中国飞行。这次去河内，勃列日涅夫要他无论如何与周恩来会谈一下，表明苏联方面希望中苏关系和缓的意见，利用飞回来时机在北京停留。本来从河内到北京的航线不长，结果却绕了一大圈折至北京。柯西金叫随行人员准备一下材料，主要是针对边界问题。

9月11日上午，柯西金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周恩来、李先念等在机场迎接。

一见面，周恩来同柯西金还是紧紧握手，以同志相称。柯西金声明，苏联领导人绝不愿意为领土问题打仗。周恩来总理也立即向柯西金说明了中方的原则立场，周恩来严肃地指出，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

接着，双方在飞机场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举行了会见，两国总理在那里进行了为时3小时又40分的坦率和求实的会谈。会谈、吃饭和休息都在机场。显然，周恩来对谈判有着全面充分的准备。

周恩来说: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

柯西金说:你们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国内的事情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我们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开发。

周恩来说，边界谈判应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要解决边界问题，谈判总要用些时间，在未解决前需要采取一些临时措施。周恩来提出了3条建议: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但在什么是“争议地区”上发生了争执，最后柯西金总结说:“争议地区，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地区。”中苏双方遂将此问题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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