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驾亲征官秩等级全部解锁条件表（御驾亲征有两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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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开启什么之治？

革俗汉化

太和十八年（494年）十二月二日，孝文帝下诏禁止士民穿胡服，规定鲜卑人和北方其他少数民族人民一律改穿汉人服装，朝廷百官改着汉族官吏朝服。几天后，又下诏免除迁户三年的租赋，鼓励他们在政府新授给的土地上耕种；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被选为羽林、虎贲，充当禁卫军。恰在这时，萧道成的侄子萧鸾杀海陵王萧昭文，篡位自立，称明帝。消息传来，孝文帝怒斥萧鸾不忠不义，遂以此为借口，兴师问罪。他先派行征南将军薛真度向襄阳，大将军刘昶向义阳，徐州刺史拓跋衍向锺离，平南将军刘藻向南郑，分四路大举伐齐。十二月底，又亲率大军三十万南伐，渡淮河直抵寿阳。由于寿阳防守严密，魏军不能攻下，只好放弃寿阳沿淮河东攻锺离。次年三月，孝文帝被迫撤兵。

太和十九年（495年）五月下旬，孝文帝从前线回到洛阳，不顾鞍马劳顿，又立即召集群臣，商议禁绝胡语。六月，正式发布诏令：“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12] 当月，孝文帝又发布诏令，规定迁到洛阳的鲜卑人，死后要葬在河南，不得还葬平城。于是，从代郡迁到洛阳的鲜卑人全都成为河南郡洛阳县人。孝文帝又依据古代《周礼》中的制度，下诏去长尺，废大斗，改重秤，颁行全国。太和十九年（495年）八月，洛阳金墉宫建成，诏令在洛阳城内设立国子学、太学、四门小学。九月，新都营缮工程初步告竣，平城六宫、文武全部迁到了洛阳。[13]

北魏孝文帝

太和二十年（496年）正月，孝文帝下令改鲜卑复姓为单音汉姓。他在诏令中说：“自代郡迁到洛阳的诸功臣旧族，姓或重复，都要更改。”于是，皇族拓跋氏改姓元氏，改拔拔氏为长孙氏、达奚氏为奚氏、乙奚氏为叔孙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贺赖氏为贺氏、独孤氏为刘氏、贺楼氏为楼氏、勿忸于氏为于氏、尉迟氏为尉氏，其余所改，不可胜纪。改姓以后，鲜卑族姓氏不再重复奇僻，与汉姓完全相同，鲜卑族在汉化的道路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为使鲜、汉两族进一步融合，孝文帝还大力提倡鲜卑人与汉人通婚。他带头纳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陕西李冲等汉族大士族的女儿以充后宫，并亲自为六弟聘室，命长弟咸阳王元禧聘故颍川太守陕西李辅女，次弟河南王元干聘故中散大夫代郡穆明乐女，次弟广阳王元羽聘骠骑谘议参军荥阳郑平城女，次弟颍川王元雍聘故中书博士范阳卢神宝女，次弟始平王元勰聘廷尉卿陕西李冲女，季弟北海王元祥聘吏部郎中荥阳郑懿女。六个王妃中，除代郡穆明乐女出于鲜卑八大贵族之一外，其余都是中原的著名汉族大士族。孝文帝还采用魏晋的门第等级制度，在鲜卑贵族中分姓定族，根据姓族等级高低分别授以不同的官位、给予不同的特权。

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使鲜卑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军事等方面大大的发展，缓解了民族隔阂，史称“孝文帝中兴”。[5]

平定反叛

太和二十年（496年）八月，孝文帝巡幸嵩岳，皇太子元恂留守金墉城。元恂素不好学，体又肥大，最怕洛阳的炎热天气，每每追乐旧都，常思北归；又不愿说汉语、穿汉服，对所赐汉族衣冠尽皆撕毁，仍旧解发为编发左衽，顽固保持鲜卑旧俗。中庶子高道悦多次苦言相劝，他不但毫无悔改之意，反而怀恨在心。孝文帝出巡给了他可乘之机，遂与左右合谋，秘密选取宫中御马三千匹，阴谋出奔平城，并亲手杀死高道悦于宫禁之中。事发后，领军元俨派兵严密防遏各宫门，阻止了事态的发展。第二天清晨，尚书陆琇驰马奏报，孝文帝闻讯大惊，中途急急折返洛阳，当即引见元恂，怒不可遏，列举其罪，亲加杖责，又令咸阳王元禧等人代替自己打了元恂一百多杖，直打得皮开肉绽，才拖出门外，囚禁于城西别馆。十月，孝文帝在清徽堂引见群臣，议废太子恂。十二月，废元恂为庶人，囚禁于河阳无鼻城。次年四月，孝文帝巡幸长安，御史中尉李彪秘密上表，告发元恂又与左右谋反。孝文帝得报，急派咸阳王禧与中书侍郎邢峦率人带着毒酒赶赴河阳，逼令元恂自尽，时年十五岁[7] 。

元恂被废的当月，恒州刺史穆泰、定州刺史陆睿相互合谋，暗中勾结镇北大将军元思誉、安乐侯元隆、抚冥镇将鲁郡侯元业、骁骑将军元超及阳平侯贺头、射声校尉元乐平、前彭城镇将元拔、代郡太守元珍等人，阴谋推举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为首领，起兵叛乱。元思誉，汝阴王元天赐之子，景穆太子之孙；元业，平阳公元丕之弟；元隆、元超皆为元丕之子。这些人大都是鲜卑旧贵及其后裔，他们不满意孝文帝亲任中原儒士，他们对于迁都变俗、改官制服、禁绝旧语都抱着反对的态度。元丕甚至公然在盛大的朝会上独穿鲜卑旧服而毫无顾忌，孝文帝看他年老体衰，也不强责。迁洛之初，元隆、元超还曾企图劫持太子元恂留居平城，起兵割据雁门关以北的恒、朔二州，阴谋虽未得逞，但叛逆之心不死，这次又与穆泰等人酝酿更大的叛乱。

《魏孝文帝吊比干文碑》

元颐佯装许诺，以稳住穆泰等人，暗中将叛乱阴谋密报朝廷。时任城王元澄卧病在床，孝文帝立即召见他。元澄受命，倍道兼行，经雁门往北直趋平城（恒州治所）。先遣侍御史李焕单骑入城，出其不意，晓谕穆泰同党，示以祸福，叛党顷刻瓦解。穆泰无计可施，仓促率麾下数百人攻焕，不克，败走城西，束手就擒。元澄穷治穆泰同党，收陆睿等百余人下狱，民间帖然；并将平叛始末写成奏章上报朝廷。

太和二十一年（497年）正月，立皇子元恪为太子。叛乱平息后，孝文帝以鲜卑旧贵和北方各少数族酋长不堪暑热，允许他们秋居洛阳，春还部落，当时人称他们为“雁臣”[7] 。

御驾南伐

主词条：孝文帝南伐

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六月，孝文帝一行渡渭水入黄河，东还洛阳。返京后的第三天，即下令征发冀、定、瀛、相、济五州兵卒二十万，准备再次大举南伐。经过一番准备，八月，孝文帝率六军从洛阳出发，使任城王元澄与仆射李冲、御史中尉李彪等人留守京城，命皇弟彭城王勰暂领中军大将军。孝文帝引兵直趋襄阳，彭城王元勰等三十六军前后相继，众号百万，吹唇拂地。兵至赭阳，留诸将攻取，自率兵南下奔袭宛城，当晚攻克外城。房伯玉率众坚守，魏军不能取胜。孝文帝留咸阳王元禧等人攻南阳，自引兵至新野，又遭到齐新野太守刘思忌的顽强抵抗，直到十月，仍然不能攻下。齐明帝急派大将崔慧景率步骑二万余人增援襄阳。

十一月，南齐韩秀芳等十五将投降北魏，魏兵才在沔水以北取得一次胜利。战争相持到第二年三月，北魏终于攻占了雍州的南阳、新野、南乡等郡，刘思忌被杀，房伯玉被迫出降。继而大败崔慧景、萧衍于邓城，斩首、俘获二万余人。孝文帝乘胜率众十万围攻樊城，齐雍州刺史曹虎闭门自守。但涡阳一战，魏军失败，一万多人被杀，三千多人被俘，军资器械财物损失上千万。北魏急调步骑十余万往援涡阳，才迫使齐军撤退。九月，孝文帝得知齐明帝死讯，乃下诏称说“礼不伐丧”，引兵而还。归途中，身患重病，十多天不能引见侍臣，经过急救，方才转危为安。

太和二十三年（499年）一月，孝文帝风尘仆仆地回到洛阳，尽管病魔缠身，但还是坚持上朝理事。南齐为了夺回雍州所失各郡，派太尉陈显达督率平北将军崔慧景军四万击魏，屡破魏将元英，围攻襄阳以北三百里的马圈城达四十余日，城中粮食断绝，将士以死人肉和树皮充饥，魏兵被迫突围，死伤千余人。陈显达又派军夺回南乡郡，给北魏造成严重的军事压力。三月初，孝文帝抱病又一次离洛阳御驾亲征，命于烈居守，以右卫将军宋弁相辅助[7] 。

英年早逝

孝文帝自染病以来，彭城王元勰常在身边侍奉医药，昼夜不离左右，饮食必先尝而后进，蓬首垢面，衣不解带，睡不安席。孝文帝久病心烦，易于动怒，侍臣稍有过失，动不动就要诛斩。魏军进至马圈城，与齐军相遇，孝文帝坚持亲自部署指挥战斗。三月底，孝文帝病情恶化，被迫北还，行至谷塘原，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四月初一日，孝文帝崩于谷塘原之行宫，时年三十三岁。

孝文帝驾崩后，彭城王元勰与任城王元澄秘密商议，恐孝文帝逝世的消息外露，南齐陈显达返兵追逼，故秘不发丧；行抵宛城的时候才派遣中书舍人张儒奉诏征太子元恪前来，将孝文帝逝世的消息公诸于众。太子元恪到了鲁阳之后，才为孝文帝举行丧礼，正式即皇帝位，是为宣武帝。五月，宣武帝葬孝文帝于长陵（洛阳湹水以西），庙号高祖。[15]

为政举措

政治

创三长制

太和十年（486年），北魏政府以三长制取代宗主督护制，采用邻、里、党 的乡官组织，抑制地方豪强荫庇大量户口。关于三长制的设立，《魏书》提到：“旧无三长，惟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冲以三正治民，所由来远，于是创三长之制而上之。”[16] 北魏政府与地方豪强的矛盾，究其根本是经济上的矛盾，焦点是豪强所包藏的众多人口。孝文帝定三长制，既是对地方行政制度的发展，更是国家同地方豪强争夺户口的一次变革。太和十年（486年）“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17] ，“初立党、里、邻三长，定民户籍”[15] 。

整顿吏治

延兴二年（472年），政以久任，满一年升迁一级；治绩不好的即使就任不久，也要受到处罚，甚至降级。实行俸禄制之前，北魏律对贪污罪分为“枉法”与“义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云：“枉法，谓受赇枉法而出入人罪者。义赃，谓人私情相馈遗，虽非乞取，亦计所受论赃。[18] ”为严惩贪污，班禄之后孝文帝与文明太后亲自办理一件典型大案，即汝阴王南安王贪污案。[19] 汝阴王、南安王“黩货聚敛”，按惩贪法令应当处以死刑。但他们贵为皇亲，身份特殊，故而孝文帝与文明太后召集大臣讨论“为存亲以毁令，为欲灭亲以明法”。文明太后并不支持大臣们提出的特赦建议。最终两王免于死刑，“削除封爵，以庶人归第，禁锢终身”，[20] 受到比较重的处罚。

颁俸禄制

太和八年（484年），颁俸禄制，申明俸禄以外贪赃满一匹绢布的处死。次年颁行的均田令中，又规定地方守宰可以按官职高低给一定数量的俸田。所授公田不准卖，离职时移交下任。官俸制颁行不久，孝文帝开始推行爵禄制。官、爵是统治阶级两大系统，与北魏官制相比，北魏的授爵更加宽松，战乱时期多向部落贵族、军功贵族授爵。当时爵位仅为一种荣誉，又称为“假爵”，与经济利益无关，因此有滥授现象。[21] 至孝文帝时，要为有爵者班俸，势必清理这些虚封。

太和五铢钱

俸禄制的推行，初衷是为了解决官吏的收入问题、打击腐败，但在推行过程中并未实现这两个目标。清廉的官员依旧生活清苦，地方官吏收入差距拉大，有爵者与无爵者不仅存在荣誉上的差别，还出现了收入上的差别。贪污问题没有得到根除，反而刺激一些巨贪出现，而镇将的贪污聚敛更是诱发了边疆不安定因素。

考课法

孝文帝改革后，官吏来源的主要渠道是门阀以及与门阀制度相应的选举制度，这种选官方式必然造成一部分官员依靠门资占据官位却缺乏相应的能力。考课制度是对任官制度的调整和补充，本意是通过考绩监督官员的行政行为，并为官员升黜提出参考标准。北魏考课法分为外考法令与内考法令，外考法令是针对地方官的考课法令，内考法令或称内令，是针对中央官的考课法令。

史载：“孝文帝，励精求理，内官通班以上，皆自考覈，以为黜陟。[22] ”内考令的对象是内官通班以上。孝文帝改革之后，考课制度不可避免地与选举制度相衔接，但在实施中也保留了任人取贤的精神。与重视门第的选举制度相比，北朝对官员的评估不是一味地只看门第。孝文帝对官吏的考察十分重视，并且要求严格。三年一次考绩，考察官员对通经的理解，多次考试之后才决定升降与否，以此来显示官吏的能力水平。[23]

改革官制

太和年间，孝文帝议定百官秩品，分九品，每品又分正、从。从品为北魏之首创。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又按照家世、官爵等标准，将代北以来的鲜卑贵族定为姓、族，姓为高，族次之，其中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言，一同四姓。”所谓四姓，一说为中原汉族高门崔、卢、李、郑，一说为汉族甲、乙、丙、丁四种郡姓，前者似为确。班定姓族，使鲜卑贵族与汉士族得以进一步结合[24] 。

迁都洛阳

为了便于学习和接受汉族先进文化，进一步加强对黄河流域的统治，孝文帝决心把国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迁到中原地区。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亲自率领步兵骑兵三十多万南下，从平城出发，到了洛阳。正好碰到秋雨连绵，行军发生困难。于是决定迁都洛阳。[25]

重视门阀

孝文帝改革后，北魏选举重视门资，高门子弟以此入仕，占据相当数量的职位，他们的子弟又不断以同样的方式起家、升迁，逐渐造成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与此同时，军功贵族和寒门出身的官吏也占有一定比例。如果考课法正常运作，官吏各有升迁与淘汰，那么官僚集团内部尚可以健康循环。但如上文所提到的，考课法的实施逐渐流于形式，官吏无论才能如何大多被评定为不升不降的等级。官僚集团失去活动力，渐渐膨胀，到北魏后期出现官少人多的现象。[24]

经济

颁行均田

太和九年（485年），北魏政府颁布了均田令，对不同性别的成年百姓和奴婢、耕牛都作了详尽的受田规定。授田有露田、桑田之别。露田种植谷物，不得买卖，七十岁时交还国家。桑田种植桑、榆、枣树，不须交还国家，可以出卖多余的部分，买进不足的部分。还规定授土地时对老少残疾鳏寡都给予适当的照顾。

变革税制

延兴五年（475年），为改变过去州、郡、县争收租调的混乱局面，北魏政府确定只能由县一级征收，征收时禁止使用大斗、长尺、重秤。

改革租制

太和十年（486年），孝文帝对租调制度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新租调规定以一夫一妇为征收单位，每年交纳帛一匹，粟二石。十五岁以上的未婚男女，从事耕织的奴婢每八人，耕牛每二十头的租调，分别相当于一夫一妇的数量。

军事

平定叛乱

太和二十年（496年）八月，孝文帝巡幸嵩岳，太子元恂留守金墉城。孝文帝出巡给了他可乘之机，遂与左右合谋，秘密选取宫中御马三千匹，阴谋出奔平城，并亲手杀死高道悦于宫禁之中。事发后，领军元俨派兵严密防遏各宫门，阻止了事态的发展。孝文帝闻讯大惊，中途急急折返洛阳，怒不可遏，列举其罪，亲加杖责。后议废太子恂，并逼令元恂自尽，时年十五岁。[26]

元恂被废的当月，恒州刺史穆泰、定州刺史陆睿相互合谋，暗中勾结镇北大将军元思誉、安乐侯元隆、抚冥镇将鲁郡侯元业、骁骑将军元超及阳平侯贺头、射声校尉元乐平、前彭城镇将元拔、代郡太守元珍等人，阴谋推举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为首领，起兵叛乱。[28]

拓跋宏碑文

元澄受命，倍道兼行，经雁门往北直趋平城（恒州治所）。先派遣侍御史李焕单骑入城，出其不意，晓谕穆泰的同党，向他们说明利害，叛党顷刻瓦解。穆泰见无计可施，仓促率麾下数百人攻打李焕，失败之后逃到城西，束手就擒。元澄将穆泰同党全部平定，将陆睿等百余人下狱；并将平叛始末写成奏章上报朝廷。[29]

南伐萧齐

太和二十二年（498年）六月，孝文帝下令征发冀、定、瀛、相、济五州兵卒二十万，准备大举南伐。孝文帝引兵直趋襄阳，彭城王勰等三十六军前后相继，众号百万。兵至赭阳，留诸将攻取，自率兵南下奔袭宛城，当晚攻克外城。房伯玉率众坚守，魏军不能攻克。

孝文帝留咸阳王元禧等人攻南阳，自引兵至新野，又遭到南齐新野太守刘思忌的顽强抵抗，直到十月，仍然不能攻下。齐明帝急派大将崔慧景率步骑二万余人增援襄阳。十一月，南齐韩秀芳等十五将投降北魏，魏兵才在沔水以北取得一次胜利。战争相持到第二年（499年）三月，北魏终于攻占了雍州的南阳、新野、南乡等郡，刘思忌被杀，房伯玉被迫出降。继而大败崔慧景、萧衍于邓城，斩首、俘获二万余人。孝文帝乘胜率众十万围攻樊城，齐雍州刺史曹虎闭门自守。但涡阳一战，魏军失败，一万多人被杀，三千多人被俘，军资器械财物损失上千万。北魏急调步骑十余万往援涡阳，才迫使齐军撤退。九月，孝文帝得知齐明帝死讯，乃下诏称说“礼不伐丧”，引兵而还。归途中，身患重病，十多天不能引见侍臣，经过急救，方才转危为安。

太和二十三年（499年）三月初，孝文帝抱病又一次离洛阳御驾亲征，四月初一日，孝文帝崩于谷塘原之行宫。[30] 南征之事中途作罢。

关外节节失利，为什么崇祯皇帝没有御驾亲征？

楔子：纵有巧手补天裂，奈何大势不由人。如果论勤勉程度，崇祯在明朝皇帝里面完全可以排进前三。面对风雨飘摇的大明，纵使日夜操劳、殚精竭虑，也无法挽大厦于将倾！

如果作为一个普通意义上的人，以崇祯的勤勉和聪明，绝不会受到如此之多的非议，常人的肩膀上，哪有如许多的责任和如此沉重的江山社稷。但作为一个皇帝，当他从父兄手中接过权位时，在享受世间巅峰的权力时，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受更多的质疑和评判。

崇祯皇帝所面临的朝局，其艰险莫测、内外交困、强敌环伺、天灾不断的绝境，在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纵使前行无路，纵使风雨如晦，崇祯仍然试图力挽狂澜、励精图治。

此时，后金在关外日渐势大，直抵城下，作为一国之言的崇祯，为什么没有御驾亲征？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几个方面来看！

一、土木保的惨败让大明再无御驾亲征的胆略

崇祯之所以不敢御驾亲征，是因为大明一朝，自明英宗亲征瓦剌却惨遭大败之后，对皇帝亲征一事，已经是战战兢兢、谈之色变。

明正统十四年，即公元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受太监王振蛊惑撺啜，亲自率领二十万精锐部队亲征瓦刺，却在土木堡为瓦剌所围，近乎全军覆没。

此战，明英宗成为瓦剌俘虏，皇帝为敌方尤其是游牧民族所俘虏，在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除了在瓦剌遭受的凌辱之外，明英宗的皇位也被“剥夺”。

当土木堡惨败的消息传到京城后，以于谦为首的大臣因太子朱见深年幼，力证立英宗的弟弟朱祁钰为帝，是为明代宗，遵英宗为太上皇。其后，瓦剌将英宗放回，朱祁镇被囚于南宫达七年之久，最后，大将石亨、大臣徐有贞等人发动夺门之变，明英宗才又得以复辟。

复辟之后，明英宗斩于谦等大臣于市，因此事遭致天下群情沸腾，世人皆道于少保之冤，明宪宗即位后为于谦平反。此外，明代宗也在幽闭的过程中离奇逝世。

可以说，土木堡一败的后续诸事，为大明皇室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更为惨重的是，土木堡之败，导致大明开国遗留至今的明朝精锐尽数被歼，尤其是明成祖亲自建制的“神机营、五军营、三千营”全军覆没，可以说大明的精锐兵力几乎被消耗一空，大明的整体实力在这一战中被严重消耗。

不仅如此，明英宗亲征时，随行的英国公张辅、太师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赢，驸马都督井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以及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埜等近百名文武重臣皆殁于此役。明英宗一朝的精英，大半为国捐躯，几乎导致了一朝的人才断层。

有土木堡之变这样惨痛的教训在前，无论是崇祯本人，还是群臣，都没有勇气敢提御驾亲征这回事！　

二、崇祯缺乏御驾亲征的实力和后盾

首先，崇祯是有自知之明的。纵观大明诸帝，能够有实力御驾新征的，唯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而已。

太祖乃大明开国之帝，以一介淮右布衣，崛起于阡陌之间，未即数年，即聚起一支天下无双的精锐，麾下更是拥有徐达、常遇春、蓝玉、傅友德这样的盖世猛将，不仅将不可一世的猛元打得奄奄一息，远遁戈壁，终生不敢南望，更将张士诚、陈友谅等强敌一一击溃，为“明”为号立国，让沦丧异族的华夏江山恢复了汉家衣冠！

其后，朱元璋更是派遣蓝玉等，千里追袭，深入大漠，在捕鱼儿海将北元尽数歼灭。更让人称道的是，朱元璋还一举收复了被儿皇帝石敬瑭割让出去的幽云十六州，确保了中原地带在国家层面上的战略安全。如果是朱元璋在，早就御驾亲征了，还等后金打到城下？

除太明祖之外，有实力御驾亲征的就是朱棣了。朱棣自幼在军中长大，年纪稍长，被封为燕王，就藩北京！朱元璋出于对将军们的猜忌，封自己的儿子为藩王，尤其是北边的几个藩王，都是能征善战的猛将。既能够保边境平安，又相互牵制。

而燕王朱棣是诸王中军事实力最强、军事才华最高的王爷，被猜忌得也越严重。朱元璋逝世后，建文帝削藩，逼得湘王举家自焚！朱棣无奈之下，起兵靖难，率领部下由北京一路向南、势如破竹，最后攻入金陵自立为帝，史称明成祖。

明成祖一朝，距离明立国未远，兵势强盛，且朱棣在长期与游牧民族作战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打区区后金？何足挂齿！

那么，崇祯有这个实力和胆略吗？没有！自幼在深宫长大的崇祯，是个太平皇帝，接受的是治国理政的教育，哪有什么军事作战经验？

此外，崇祯时候的明军，安敢与大明立国之初的军队相比？崇祯的满朝文武，又怎比得上朱棣一朝人才济济猛将如云！所以，就算崇祯皇帝有那个胆量去御驾亲征，只怕大臣们也要涕泪交加地劝阻！

当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开国皇帝无一例外都是能征善战的猛人，而开国群臣都是文武兼备、猛将济济，军士精锐。但其后的皇帝，承平日久，先辈血液中的勇武早就荡然无存！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崇祯皇帝出逃脱不了这个历史规律。

三、内外交困，生性多疑，导致崇祯缺乏御驾亲征的条件

先说朝内，群臣弄权争宠、拉帮结伙严重，这种在历朝历代不可避免的现象，在明朝更为显著，群臣有的只为清名，有的为求私利，他们是大明的蛀虫，为的是家族的兴衰，心里哪有国家？群臣的逐利内耗，让大明始终没有能力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

崇祯一朝，能臣甚少，若是他御驾亲征，既无可随军参赞的谋臣，也缺乏镇守朝中的能臣，更没有敢于担当的干臣！且太子尚幼，他若有个三长两短，大明江山谁属？

崇祯一朝不是没有能人，而是被他自己给造完了！袁崇焕，蓟辽督师，多谋善断，心性坚毅，在与后金的战争中先后取得宁元大捷、宁锦大捷，最后却被中了离间计的崇祯凌迟处死！

孙元化，大明一朝顶尖的火炮专家，从徐光启习西洋火器，在边关筑台制炮，功劳甚伟，明军宁远大捷，火炮立功甚大！遭首辅温体仁诬陷，被崇祯处死！

此外，杨镐、刘策、熊文灿等，均为崇祯所杀！崇祯杀一臣，悔一次！帝王猜疑多忌的性格，让他始终无法信任这些大臣，崇祯的一生，从无信任一个大臣，却总是被大臣所蒙蔽，也是讽刺！ 

自毁长城，是崇祯失败的原因之一。当这些能征善战的国家栋梁被杀之后，哪里还有人能挡得住崛起之中生机勃勃的后金！

除此之外，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四处攻城掠寨，杀官夺城，不仅极大消耗了明朝的实力，更牵制了大量的兵马！大明可谓是两线作战，崇祯坐镇北京，以利于指挥调派和安定人心，始终无法全力投入与后金的作战之中！

那么，假如崇祯解决了以上所有的困难，是不是能够御驾亲征呢？答案是：没必要！

翻开明朝的地图我们就会发现，明都北京所在，距离宁、锦防线，距离山海关、大凌河已经非常近了，北京就是事实上的前线！后金如果以一支奇兵绕过关守防线，可以直接打到北京城下！袁督师当年不就曾经保卫过北京嘛！

所以崇祯皇帝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都不具备御驾亲征的条件和必要，固守北京对他、对大明一朝而言，就是最好的选择！

结语：风吹浮萍雨打尘，江山一梦转头空！自万历之后，曾经雄踞中原的大明王朝，已经是日薄西山、无力可挽！纵使崇祯英明勤勉，也只落得煤山自缢与大明同尽！临死之前，他可曾想起被自己冤杀的袁督师？

让康熙御驾亲征三次的噶尔丹，巅峰时到底有多强？

让康熙御驾亲征三次的噶尔丹，巅峰时到底有多强？

噶尔丹实力强不强？很强。康熙打噶尔丹容易么？其实并不容易。

惟天尽所覆，眷命畀我清。自予莅鸿祚，恒愿销甲兵。

狡焉窥北疆，属国横相撄。夙昔张挞伐，凶丑皆颠倾。

赦之释不诛，开网全其生。怙终恣跳梁，边鄙摇群情。

皇皇仁义师，声讨必有名。春雪洒贝胄，朔风卷龙旌。

眷兹貙虎士，金革劳远征。于铄振我武，赫赫扬天声。

这是康熙第一次亲征噶尔丹前所写的诗，噶尔丹勾结沙俄，在漠北作乱，康熙皇帝忍无可忍，决定出兵噶尔丹，自此之后，康熙前后三次亲征噶尔丹，最终以清军的胜利、噶尔丹的败亡而告终，但是这个过程并不容易。

噶尔丹的发家史，准噶尔汗国的兴起

噶尔丹是巴图巴图尔挥台吉的第六子，年少时曾在外学习十年，回到准噶尔后，开始了自己人生的传奇。

1670年，作为准噶尔的统治者的哥哥僧格被暗杀，噶尔丹临危上位，他招集僧格的逃散部众千余骑‚反攻发动政变的车臣和卓特巴巴图尔。

在战斗中噶尔丹异常勇猛，“独当先‚越马挺枪‚最深入‚斩杀百十骑‚溃其军”。一人斩杀几十上百人，敌人溃不成军。到了阿尔泰山口，与敌军展开决战，最终车臣和卓特巴巴图尔是一死一逃。

经此一战，噶尔丹声名鹊起。为自己树立了极高的地位和信任度。掌握地盘和权力后，他终于可以施展自己的抱负了，平定了内部叛乱后，1672年，噶尔丹继位准噶尔部首领。

噶尔丹以迅猛的姿态，先灭楚玻儿乌巴什，再降鄂齐尔图车臣汗，一统卫拉特，最终建立了统一的政权--“准噶尔汗国”。

噶尔丹为完善国家体制，恢复社会秩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变原有的政治体制，实行军政合一制；完善司法，严肃审理；召回逃人、保障税收、救济穷人、减轻负担，充分发展生产。通过一系列措施，使得社会秩序得到恢复，生产力得到加强，准噶尔汗国的军政、司法得到加强，汗国国力逐渐上升。

国力提升的噶尔丹，开始了自己的扩张，先是征服回疆，而后向西扩张，先后收服了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孜别克、诺盖等部族。

噶尔丹与清廷的关系

随着噶尔丹国力逐渐强盛，清政府不得不重视起来。噶尔丹执政后的第二年，就与清廷建立了联系。他给康熙的信中称康熙为“执掌力轮大可汗”，康熙还给予了准噶尔非常宽松的政策和优惠条件。

准清非常注意双方交往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及时妥善地处理影响双边关系的突发事件‚并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进行沟通‚交换意见

内大臣是什么品级的官？身份是什么，包衣吗？

费扬古生于顺治二年(1645年)，比孝献端敬皇后小6岁，在他的脑海中姐姐的印象已经非常模糊，但他却承袭了姐姐办事认真、为人谦和、追求完美的性格。

当他的父亲在顺治十四年去世时，13岁的费扬古就承袭了父亲在一年前(顺治十三年)因女儿被封为皇贵妃而晋升的伯爵。

13岁的小伯爵懂得约束自己，在姐姐最得宠的时候，不敢有任何放纵自己的言行，而且抓紧时间学习文韬武略，为将来建功立业奠定基础。

在平定三藩之乱时年轻的费扬古在安亲王岳乐帐下效力，因战功卓著被授予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

费扬古不是凭借外戚的身份，而是凭借自己的功绩而跻身于政坛。

在清王朝抗击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的战争中，费扬古更是大显身手。

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起，以伊犁为统治中心的漠西蒙古中实力最为雄厚的一支——准噶尔部，在首领噶尔丹率领下挥师东进，并于次年五月越过杭爱山大举进攻漠北的土谢图部，又乘胜渡过土拉河侵入车臣部牧地，漠北各部纷纷南奔，请求归附清朝。

如果清廷不接受漠北各部(又称喀尔喀各部)内附，他们必然被准噶尔部所吞并，将成为清王朝北部的巨大威胁；如果允许喀尔喀各部内附，噶尔丹就可能以追击为名而内犯。

尽管情况如此严峻，但康熙绝不会错过臣服漠北各部的天赐良机。

在此之前，漠北各部已经对清王朝“间通使，间为寇”，准噶尔的侵略使得他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于是康熙下达了允许喀尔喀各部内附的命令，并在靠近边界的牧场予以安置，调拨归化城的粮食用来赈济他们。

漠北各部在内附后也同漠南内蒙古一样编旗，被编为三十七旗，且建立汇宗寺以安置各部喇嘛。

康熙“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御朔方”的做法，的确收到了“较长城更坚”的效果。

占领漠北的噶尔丹愈发不可一世，到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又以追击喀尔喀各部为名，率领军队数十万南下，“已进汛界”。

噶尔丹“志在不小”，于是康熙决定御驾亲征，开始了同噶尔丹之间的第一次战争。

但此次亲征由于康熙病倒在军前，只得委托裕亲王福全等指挥此次战事，而费扬古就是裕亲王福全麾下的一员得力将领。

双方在乌兰布通展开激战，噶尔丹在被击溃后率余部渡过西拉木伦河逃回漠北。

在此之后，噶尔丹依然时时越过克鲁伦河，南下侵略巴颜乌阑一带。

为了防御噶尔丹，康熙任命费扬古为安北将军，驻守归化(今呼和浩特——内蒙古自治区首府)。

为了解决噶尔丹对内蒙古的军事威胁，康熙在三十五年(1695年)二月，再次御驾亲征。

此次亲征兵分三路，东路由萨布素负责，率领数千军队驻守蒙古东部，防止噶尔丹向东逃窜；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的费扬古是西路统帅，西路是此次征战的主力，兵力四万六千有余；中路由康熙亲自率领，兵力约三万三千。

按照事先的部署，中路军在四月初一从北京出发，而西路军在三月份分别从宁夏、归化出发，五月底中路和西路在土拉河以北会师。

西路军在行进途中因天气恶劣影响了进度，为了避免不能按期到达使得康熙率领的中路军独自承受巨大的压力，费扬古亲自率领一万四千精锐日夜兼程……而当康熙抵达克鲁伦河以南时，“北岸已无一帐”，噶尔丹早已“拔营宵遁”。

噶尔丹在向西逃窜的途中“遗老弱辎重”，在经过五昼夜的狂奔后抵达位于库仑(今乌兰巴托)的昭莫多(蒙语大树)，但却被费扬古所率领的西路军迎头予以阻击。

费扬古在昭莫多同噶尔丹展开激战，噶尔丹的主力全部被歼灭。

从此费扬古的名字就同康熙盔甲昭莫多、同大败噶尔丹紧密联系在一起。

“雪花如血扑战袍，夺取黄河为马槽。

灭我名王兮虏我使歌，我欲走兮无骆驼。

呜呼，黄河以北奈若何！呜呼，北斗以南奈若何！”这是准噶尔部的一名善弹筝笳的老乐工被俘后，在康熙皇帝所举行的庆功宴上演唱的一首悲壮凄凉的歌，从歌词中可以看出：噶尔丹率领的准噶尔部在占领漠北喀尔喀三部后试图向南扩张、饮马黄河的狂妄之心，也反映出在昭莫多之战重创下噶尔丹精锐丧尽、处于穷途末路的可悲境地。

噶尔丹在天山以北的故地已经被他兄长僧格的儿子策妄阿拉布坦所占有，进退失据。

由于噶尔丹拒绝康熙的招抚，费扬古在康熙三十六年(1696年)二月又参加了第三次对噶尔丹的战争，但双方还未来得及交战，噶尔丹就在这一年闰三月十三日一命呜呼。

费扬古因在平定噶尔丹战争中的杰出贡献，被封为一等公爵。

自第一次在乌兰布通交战到噶尔丹兵败身亡，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费扬古驻扎在归化，由于他能约束布众、军纪严明，深得民心，当第三次讨伐噶尔丹的战事结束后，他奉命调离，当他从该城开拔时，归化的商人、百姓纷纷给他送行，不久为他修祠立像，以纪念他在抗击噶尔丹、戍边卫民及绥靖地方的过程中所立下的功绩。

以至清政府在任命下一任驻归化将军时，竟然任命了一个与他同名的人，但此费扬古是预亲王多铎的小儿子，这一任命足以反映出：出自董鄂氏的费扬古，在蒙、汉百姓中所享有的崇高声誉。

安息在孝陵地宫中的孝献端敬皇后的灵魂，应该感到欣慰了……

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古中国的表格（包括地理位置、国家出现、王权表现、社会等级、军队与刑法）

                            地理位置

古代埃及

一、埃及文明的发生

自然环境和居民埃及位于东北非洲。它北临地中海，东濒红海，南邻努比亚（今埃塞俄比亚和苏丹），西接利比亚。从地理上看，埃及的东西两面均为沙漠，南边有几个大险滩，同外界交往甚难，只有通过东北端的西奈半岛与西亚来往较为方便。所以，古代埃及具有较大的孤立性。

文明的发生--埃及是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它经历了自己的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埃及的新石器文化（三角洲西部边缘的梅里姆达文化、中部埃及的法雍文化、塔萨-巴达里文化等）都是农牧业混合型的文化。虽然埃及的农业起源于何时何地尚有争论，但公元前6000—5000年代，其农业文化已相当发达，并已使用铜器，这为其文明的较早出现奠定了基础。

二、王权的表现

国王对行政权力的控制：古王国时期，国王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和代表。国王之下有一宰相（现代埃及学家借用阿拉伯语称之为维西尔），主持日常政务，主管行政、司法、经济和宗教事务，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但决策权并不在维西尔手中，而是在国王手中。军权也不在维西尔手中。维西尔是由国王任命的，其他高级官吏也是如此。这些官吏都对国王负责，并对国王的宠惠感恩戴德。

国王对国家经济的控制：古王国时期的国王不仅直接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劳动力以及其他财富，而且还控制了国家的土地、灌溉系统和对外贸易，一切战利品也都归国王。《帕勒摩石碑》及其他铭文记载了古王国时期国王把土地和劳动力捐赠给神庙，并把土地赠给贵族的情况。国王们甚至可动用全国的人力和物力给自己、给自己的亲属修建金字塔。朕即国家，在经济方面的表现就是将全国财政置于国王的控制之下。

国王对军队的控制：古王国时期有一支相对来说是强大的军队，这是君主专制统治的主要物质力量。这支军队既用之于对内镇压和统治，也用之于对外征战。军队由国王直接统率，战时国王常常御驾亲征，有时虽派人率军远征，也要经常向国王报告情况，或向国王请示。军队大概由常备军和临时征召的部队两部分组成。驻守在边境要塞的多半是常备军。战时临时征召部队，在《大臣乌尼传》中有明确的记载。

国王对司法权力的控制：古代埃及没有法典之类的法律文献传世，虽然在一些资料中提到有法律纸卷、法律皮卷之类，但现代的人们从未见过。在古代埃及，国王的话就是法律。国王可颁布相当于法律的敕令，涉及古王国末期神庙经济的若干敕令保留了下来。古代埃及有两种法庭：世俗法庭和神庙法庭。世俗法庭由维西尔担任最高法官，一般的重大案件由他审理。但国王可插手司法审判，他可越过维西尔自行任命法官审理一些案件，《大臣乌尼传》中就说到国王任命乌尼为法官审理内宫的秘密案件。神庙法庭一般只处理一些不很重要的民事纠纷。

国王对地方行政的控制：古王国时期地方上的最重要的行政单位是诺姆（州），其行政长官为诺马尔赫（州长）。州长既有世袭的，也有由国王任命的。世袭的州长可能也要在形式上由国王任命或批准。有的人可担任两个诺姆的诺马尔赫。诺马尔赫管理地方行政、统率地方上的军队、维持地方治安、代收国家赋税、管理在该诺姆中的王室经济和国家地产、管理地方神庙事务、维持地方上的灌溉系统等。古王国时期的诺马尔赫多半是地方上的旧贵族，他们在本诺姆中的势力和影响都很大。古王国初期，王权还能控制住他们；到古王国末期，君主专制大为削弱，王权要在很多方面依靠他们，从他们中选拔高级官吏，有的地方贵族甚至与国王联姻，担任了维西尔等高级官职。因此，有的诺马尔赫表现了极大的分离主义倾向，他们甚至靠削弱王室经济以自肥。在诺姆与中央政府之间，在第5王朝末设有上埃及官邸，大臣乌尼就担任过上埃及官邸的长官。有的研究者认为，下埃及官邸的设立较晚，可能要到第11王朝时期，但在《大臣乌尼传》中提到过上下埃及各首长、上下埃及的僧侣首长的官职，似乎表明在古王国时也已设立了下埃及官邸。上埃及长官显然是由国王任命的。从乌尼的情况看，其权限包括：代国家征税，战时统率地方上临时征召的军队等等。可能也起代国王监视地方诺马尔赫的作用。

王室家族控制朝政：古王国时期的君主专制不仅表现在国王个人直接控制国家的主要权力，还表现在王室家族控制朝政，高官显宦多为王室家族成员。第4王朝时，维西尔一职多为王子担任，即使到第5—6王朝时，也有王子担任维西尔的。在萨卡拉地方的第5—6王朝时的6个王子墓中，就有一位担任过维西尔；有两人担任过王室事务监督和军队司令官的职务。在古王国末期，王权削弱，地方贵族势力抬头，有的地方贵族担任了维西尔，如第6王朝时一个名叫扎乌的维西尔，原来就是个地方贵族。不过扎乌之所以能担任维西尔之职，可能与他的两个姐妹成了王后有关。

国王对其臣民有无限权威：在古代埃及，国王凌驾于国家之上，一切臣民似乎都成了他的奴仆。臣民见了国王只能吻他脚前的尘土，一位驸马被允许吻国王的脚，就会感到莫大荣幸。第5—6王朝时的一些官吏（如乌尼等人）的铭文中反映的对国王奴颜婢膝的态度，充分说明了当时君臣关系的性质。不过，梅腾墓铭文中反映的第3—4王朝之交的官吏与国王的关系似乎并非如此，第5—6王朝时的亨库和伊比等人的铭文似乎表明地方贵族与国王的关系也并非如此。可能，象乌尼这样的人，是国王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因此，他们对国王的态度同地方贵族有很大的区别。

王权被进一步神化：君主专制利用神权以强化王权、强化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古王国初期及其以前，鹰神荷鲁斯是王权的主要保护神。第4王朝哈佛拉国王的一个雕像，就是由荷鲁斯展开双翅保护着他的头。那时的国王还有一个荷鲁斯名（王衔名）。但是，在古王国时期，对太阳神拉的崇拜逐渐发展起来，并在第5王朝占了上风。据魏斯特卡尔纸草说，第5王朝头三个国王都宣称自己是拉神之子，即拉神的后代。从第3王朝时起，国王的名字被写在一个椭圆形的框子里。这个框子象征的是太阳照耀的区域，也是表示国王受到太阳神的保护。古王国时期，许多国王的名字的末尾都有拉的名字。为了得到神权势力的支持，古王国时期的国王们捐赠给神庙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神化王权既是王权本身的要求，也是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王权的神化也意味着奴隶主阶级政权的神化。因此，它也为奴隶主阶级所容忍。为此，古代埃及奴隶主豢养了整整一个祭司集团

李世民御驾亲征攻打登州

相比唐太宗征高丽时那些更令人不可思议的肉麻事件，这些溺爱的事迹已经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而说到征高丽时的肉麻事，首当其冲的便数那封《两度帖》了。

《两度帖》原文：

两度得大内书，不见奴表，耶耶忌欲恒死，少时间忽得奴手书，报娘子患，忧惶一时顿解，欲似死而更生，今日已后，但头风发，信便即报。耶耶若少有疾患，即一一具报。今得辽东消息，录状送，忆奴欲死，不知何计使还，具。耶耶，敕。

译文：

两次收到大内送来的文书，却还不见稚奴你的书信。爸爸我担心的要死。刚才忽然得到稚奴你的亲笔手书，说娘子生病了，我的担心害怕顿时消失了，就好像死而复生一样。从今以后，只要你的头风病发作，就立刻写信告诉我。爸爸我如果生病，也会一一写信告诉你。今天得到辽东（战场）消息，抄录一份给你。想稚奴你想得要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要说的就这些。爸爸，敕。

贞观十九年的时候唐太宗亲征高丽，李治身为太子留守后方。自幼与父亲朝夕相伴的李治非常不舍，连日哭泣，唐太宗便对他说道：“你自幼在我身边，像婴儿一样，我此番出征，你正好可以借机锻炼一下，为什么要哭呢？”李治则回答道：“我7岁时母亲便去世了，父亲你一直把我带在身边，朝夕相处，从来没有分开过，一想到我们要分开，我就忍不住伤心。”唐太宗闻言也泪流满面。于是唐太宗为了彼此能够及时了解对方的状况，首创了飞表奏事制度，李治还要求父亲在收到他的信后要立即回信。

这封《两度帖》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成的。因为有段时间唐太宗都收到来自大内的两次奏表了，却还不见李治这边的来信，于是他焦急万分，后来在得到李治的来信后立即回信向儿子表达自己的担忧之情，并将辽东战场方面的状况告诉了他。

不仅如此，李治在听说唐太宗征战期间一度距离“贼城不逾百步”后，紧张到“魂飞胆战，莫知自处”，连忙向自己的父亲表示“伏愿思宗社之重，以亿兆为心”，告诉他打仗别那么勇猛，做儿子的很担心。于是唐太宗立即回了一封《克高丽报皇太子书》，表示自己自从收到他的信后，因为想着自己的儿子会担心，“所以不执斧钺”，而且“此后必不亲行阵，勿为忧虑也。”

而且就在唐太宗亲征高丽之前，李治是一路送到了定州。直到不能再送了，面对依依不舍的爱子，唐太宗就指着自己身上的衣服说：“不到我们父子二人再相见的时候，我绝不会换下这身衣服。” 所以唐太宗的这件衣服是穿脏了又穿破了，连大臣都看不下去了劝他换一件，他却死活不肯答应。后来唐太宗听说李治正在赶来迎接自己的路上，于是迫不及待地带领三千护卫率先飞奔进入了临渝关，途中正好与李治相遇，直到此时李治进献了新衣服，唐太宗这才换下了身上这件已经穿烂了的袍子。

等到唐太宗征辽回来后又准备巡幸灵州，本打算带着李治一起前去，结果张行成上疏说：“臣听说皇太子要陪同陛下一起去灵州，不过臣认为与其陛下因私爱而让太子陪同巡幸，不如趁此时让太子留下来监国，接待百官商议朝政决断众事，熟悉朝廷事务，这样既可安定京师重镇，而且又可向四方显示太子的圣德。”唐太宗认为他说的很有道理，便将他加封为从三品的银青光禄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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