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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厂“养猪”：利润诱惑还是AI场景落地

自动饲喂、猪脸识别、智慧养猪??从远古新石器时代延续下来的生产活动——养猪，正在被科学和技术的力量革新。

春节期间的一则消息，让养猪这个行业被重新审视。华为机器视觉领域总裁当时披露，华为机器视觉将推出智慧养猪方案。一时间，华为“养猪”成为热议话题。

事实上，在华为之前，不乏互联网、房地产等企业跨界养猪案例。2009年，网易创始人丁磊宣布投身养猪，以“互联网+现代农业”为导向创立“味央”品牌。2018年非洲猪瘟暴发，猪肉价格上行，也是从那年起，阿里云、京东、万科等相继入局养猪领域。

不过，除了万科是自己下场试水生猪养殖外，其余公司更多是采取与猪企合作的模式进行技术支持，用IT、大数据等方式赋予养猪设备“智能化”。

“互联网企业去养猪，最好与猪企合作，光有互联网（技术）不行，还得有养殖知识和经验。”在国内某大型猪企工作多年的路子飞（化名）说，新科技对传统猪企肯定有帮助，但有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没有宣传时候说的那么重要。

在资本市场，某知名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表示：“不看好这种短时间内的跨界养猪生意，短期内他们很难建立优势，他们或许只是为了顺应潮流，以及扩张经营边际。不过，也不能全部否定，与传统猪企合作或是一条1+1>2的路径。”

2月26日，河北省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的大草坪村，这里有国家饲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农业部饲料工业中心动物试验基地，京东的智能养猪示范点也在这里。

“二师兄”成互联网大厂的新宠儿

春节后的河北省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大草坪村，天气已不再寒冷，但草长莺飞时候还远没到来。群山环抱之中，坐落着国家饲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农业部饲料工业中心动物试验基地。站在大门口向里望，几栋场舍模样的建筑散落在远处的山间。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2月26日来基地采访，在门口等候期间，一辆货车正在大门处的消毒池消毒，完毕后才进入基地。现场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预防非洲猪瘟，进入基地的所有人员和车辆均需严格消毒、清洗、隔离和更衣。

除了上述的两家机构，京东与国内知名高校合作的两个智能养猪示范点也设在这里。不过，从门口看不到猪舍，也闻不到猪场的味道。

互联网大厂屡次充当商界浪潮的搅浪者，而这次它们不约而同地瞄准了“养猪”。2018年8月，非洲猪瘟暴发，猪肉行情起飞。这一年，京东和阿里云宣布踏入养猪领域。

当年11月，京东在2018数字科技全球探索者大会上宣布成立京东农牧，向人工智能养猪领域进发。第二年即2019年，京东便开始在上述动物试验基地做智能养猪的相关试验。

动物试验基地的运营方为承德九运农牧有限公司。企查查显示，其成立于2009年12月16日，法定代表人为臧建军，注册资本100万元，实缴资本9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畜禽养殖、销售、技术咨询服务等，由张秀芹、臧建军、隋连敏、陈刚、苏春生和陈书芬分别持股34%、31%、10%、10%、10%和5%。

“京东和我们有两个试验示范点，都是做研究。京东把自己的方案放到我们的猪场去做实验，因为它们没有猪，没法实现方案的功能。”动物试验基地相关人士陆洋（化名）向记者表示，“现在还在跟京东合作，去年因为疫情，（试验）暂时不做了，人没法过来，后面应该会继续做。”

“京东在基地的两个试验点主要是做猪脸识别和自动饲喂。比如养殖过程中，通过监测猪的表情和身体情况，实现自动下料，吃多少下多少，不浪费料，也不能让猪吃多了；还可以测体温、发情、清点数量等数据。”陆洋说。

“其中，猪脸识别是京东的核心技术，京东更多是通过研发赋予猪企猪脸识别技术，同时也会研发猪脸识别机器人。”陆洋介绍，至于自动饲喂，京东是先找厂家生产设备，然后再通过数据、运算赋予设备智能化。“这两套技术现在就能用，但是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机器人研究主要靠背后数据的支撑，当前的技术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支撑、升级。”

在京东宣布涉足养猪之前，2018年的2月份，阿里云宣布与四川特驱集团、德康集团达成合作，三方将对阿里云ET大脑进行针对性训练与研发，以实现AI养猪。

阿里云曾指出，公司和四川特驱集团合作研发的“AI养猪”，将人工智能、云计算、视频技术、语音技术引入养猪产业。借助农业大脑，特驱集团每头母猪年生产能力提升3头，死淘率降低3%左右。

最新的消息是，华为也将通过技术赋能涉足养猪行业。2023年2月26日，华为机器视觉领域总裁表示，华为机器视觉推出了智慧养猪方案，帮助猪养殖业向数字化、智能化和无人化方向发展。

据了解，华为提供的猪系统将包含仪表盘监控、大数据分析、数字化管理；支持AI识别、AI学习、AI预测、AI决策等；通过标准化、程序化，实现全感知监控、机器人巡检和自动/远程控制。

说到互联网跨界“养猪”，走在前头的当属网易。早在2008年，丁磊已开始当起了“猪倌”。

与京东、阿里云和华为不同，网易除了以技术赋能养猪之外，还自建了猪场，培育“味央”黑猪品牌。目前，网易已建成投产两座养猪场——安吉农场和高安农场，另有两座养猪场将落户绍兴嵊州和宁波奉化。

其中，网易味央绍兴项目据悉将分三期建设完成，2024年全部建成投产后，总产能将达到年出栏50万头生猪。

网易养的黑猪是一种中国传统土猪。“相比进口的白条猪，土猪养殖周期长、脂肪多，肉吃起来更香，是农村儿时的味道。”路子飞说，互联网企业养猪，一般不会去养白条猪，而是会养能自己控制价格、有增加值的猪。

网易养猪加入了不少互联网的因素，包括猪用马桶、智能饲喂、区块链溯源等，并通过给猪听音乐，提倡“让每只猪都有熟悉的环境，可以在心情舒畅的状态下健康成长”。

“传统猪企对智能化的东西肯定有需求，比如新式楼房式猪舍、自动饲喂、猪粪环保处理等。”谈及智能化养猪，路子飞认为，“科技对传统猪企肯定有帮助，但有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没有宣传时候说的那么重要。”

河北省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的大草坪村，京东的智能养猪示范点就在这个基地落地。

利润与政策，谁挑动了大厂养猪的狂热？

除了互联网大厂，以万科为代表的房地产企业也有不少入局养猪。

去年5月，万科对外宣布成立食品事业部，布局生猪养殖、蔬菜种植、企业餐饮三大领域。彼时，平安证券发研报指出，万科试水生猪养殖，估计初始投资规模约几十亿级别，不超过1个中等地产项目体量。

跨界养猪的地产企业不止万科一家。今年初，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曾公开表示：“今天房地产转行做养猪的，全国超过1000家。”

是什么让“二师兄”变得如此受欢迎？

在阿里云、京东进军养猪的2018年，海通证券在《互联网巨头纷纷布局养猪为哪般？》的研报中表示，较高的资本回报率是互联网资本进入养猪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其认为，互联网巨头拥有明显的资金和技术优势，可以在产品定位、销售渠道等多个方面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在猪肉这个万亿市场中攫取相匹配的利润。

最近两年，养猪确实赚钱了。记者梳理上市公司牧原股份近三年的生猪销售简报发现，从2018年8月到2019年7月，生猪价格一直在低位运行，2019年7月基本维持在每公斤9元至16元。但随后开始快速上涨，2019年8月至2020年12月，生猪价格一直处于每公斤20元至36元的高位，多数情况处于每公斤30元以上的水平，最高价格出现在2020年7月的每公斤35.23元。

今年1月25日，牧原股份披露年度业绩预告，公司预计2020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盈利270亿元-290亿元，同比增长341.58%-374.29%。公告指出，2020年公司销售生猪1811.5万头，较上年同期增长76.67%。同时，受国内供需情况影响，生猪价格较上年同期大幅上涨。

除了“身价”上涨，在路子飞看来，养猪被青睐也有一部分政策因素的考虑。

2019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指出，要以保障猪肉基本自给为目标，立足当前恢复生产保供给，着眼长远转变方式促转型，强化责任落实，加大政策扶持，加强科技支撑等。

随后，全国多地陆续推出生猪复产计划。“比如某市今年要完成一定数量猪的生产要求，地方政府拿出很高的优惠条件，吸引大企业来养猪，给予政策红利。”路子飞表示。

路子飞说，与此同时，传统猪企的智能化尝试和升级，也吸引了互联网的注意。

牧原股份在销售渠道和猪舍建设上也有科技加成的痕迹。其在2020年半年报中提到“拥有自动化水平较高的猪舍和饲喂系统”，通过研发智能饲喂、智能环控、养猪机器人等智能装备，为猪群提供高洁净生长环境。

跨界养猪能很快赚钱吗？

海通证券在上述研报中指出，养猪业光有资金和销售渠道远远不够，还要有成熟的养殖团队和完善的技术落地，讲究“慢工出细活”，进军养猪业的互联网团队需要完成经营思维和工作节奏的适应和转变，熟悉并完善实际养殖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

去年7月，主营皮革业务的振静股份完成收购巨星农牧有限公司（下称“巨星有限”）。随后，振静股份更名为巨星农牧。巨星农牧在去年的半年报中称，公司今后将着重布局生猪养殖行业。

巨星农牧在业绩预告中表示，预计2020年净利润同比增加8780.34万元到1.13亿元，同比增加222.22%到286.67%。其中，此前收购的巨星有限去年下半年预计实现净利润3.49亿元。

路子飞说，“2018年之后，猪价上涨了，但是养猪不是一参与进来就赚钱。在这一猪价上涨周期，真正赚钱的还是那些有很多年、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路子飞并不认为互联网企业养猪纯粹为了赚钱，可能涉及一些产业布局，也有展示自己全产业布局的需求。

海通证券也指出，互联网资本的养猪重心更多地放在智能化、通过“技术加持”来提升养殖效率，海通证券认为这种新型的养殖模式尚待时间验证。

传统养猪会被取代？专家称智能养猪成熟或在5年后

互联网大厂、房地产企业涌入，传统猪企拥抱新科技，未来养猪市场格局是否生变？

“我理解的是，现在没有实现完全智能化，只是辅助人，代替一部分人的工作。所谓的智能养猪落地还需要有个过程。”陆洋表示，“现在可以说是从自动化到智能化的中间过程。如果完全智能化，坐在控制室控制就行。”

陆洋进一步表示，这几年这些技术都有了，但必须将设备和软件结合起来。“大数据、模型运算，怎么把智能的东西赋予设备？两点结合起来就能实现智能化。现在还差两个的结合，软件和设备的结合不是没有方案，但不是那么理想，很多东西需要边试边研究，一直改进，提高精度。”

路子飞则认为，短期内，跨界养猪很难对传统猪企形成竞争，主要是规模原因，还有知识、经验、人才的积累。

“大概5年左右时间，可能会更成熟了，但这过程中需要企业大量使用推广，不然永远成熟不了。”某不愿具名的国内高校养猪专家对记者表示，“现在，养猪场一下子实现智能化，不现实，只能根据实际情况一步一步来。规划的时候留个接口，到时候有什么智能的东西就可以加进去。”

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大厂及部分传统猪企已在进行智能化养猪方面做了尝试。网易味央曾在其网站上介绍了一件养猪的新物件“猪马桶”。其表示，通过对动物天性的研究，教会猪定点排泄，解决了传统养殖粪污收集的难题。配合“零污染”环保处理系统，将养殖过程中所产生的粪污进行高效回收和集中处理。

阿里云也曾表示，其开发的ET大脑，给每一头猪建立了档案，同时，机器算法团队的视频图像分析技术，记录了猪的体重、进食情况、运动强度等。如果一头猪长卧不起，ET大脑会判断它是怀孕还是病了，如果只是猪想偷懒，饲养员就会让它多走走。

对于未来智能化养猪的推广，陆洋谈了自己的看法：“猪企会考虑智能化的投入产出，有些猪场不用这个设备，用工人更划算。在技术完全成熟，成本降低后可能会考虑引进。智能化也对工人提出更高要求，需要工人会操控设备、系统。”

智能化能否改写养猪的竞争格局？

海通证券认为，国内生猪业规模化程度较低，中小养殖户占据行业的半壁江山，养猪业技术水平不高，整体而言，行业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有关数据也显示，我国生猪长期以散养为主，规模化程度有所提升，但整体水平仍较低。据中国畜牧兽医年鉴统计，2016年出栏生猪5万头以上的养殖户为311家，占总养殖户数的0.0007%，2017年出栏生猪5万头以上的养殖户为407家，占总养殖户数的0.0011%，较2016年略有增长。

根据公开数据计算，2018年出栏量较大的八家上市养殖企业（温氏股份、牧原股份、正邦科技、新希望、天邦股份、中粮肉食、大北农、天康生物）生猪合计出栏4844.78万头，占全国生猪总出栏量的6.98%；2019年该数字为4499.93万头，占全国生猪总出栏量的8.27%，与2018年相比，集中度有所提升。

“这是大厂跨界养猪的机会。不过，迅速规模化是有一定风险的，传统猪企也在扩张规模。”路子飞说，“非洲猪瘟以后，大批中小散养殖户都离场了，它们抗风险能力更差。即便现在生猪市场供应紧张，很多中小企业还是不敢去养。但是大型企业就敢干，它们也可以趁这个机会扩大产能，抢夺市场。”

机会面前，已经有企业开始了行动。

2023年2月23日，新五丰发布公告称，公司拟分别与衡南县天浩农牧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签署《租赁母猪场协议书》，与永兴县天栎农牧有限公司等公司签署《租赁肥猪场协议书》。

牧原股份今年曾披露公告称，证监会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95.5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6年。此次拟募资用于投建23个生猪养殖项目，4个生猪屠宰项目，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肖玮 彭硕 阎侠 编辑 赵泽 校对 张彦君

二、校园版“自然农场”上线鸡鸭成“校宠”

记者：雷陈希 廖功亮

编辑：陈佳敏 一审：周礼芳 二审：陈向江 终审：郑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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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有偿退出之后，承包者如何盈利

新京报讯（记者 王纪辛 周怀宗）作为全国首批农村综合改革试验区，湖北黄陂率先探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近日有消息显示，截至今年 4 月底，黄陂已有 1754 亩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

迄今为止，全国已有58个土地有偿退出的试点地区，包括四川成都、重庆梁平、山东枣庄、河南信阳、湖北秭归、广东清远等。然而，退地村民的生活、福利如何保障？退地之后能否实现规模经营？作为此前的低效产业，农业如何找到新的盈利模式？新京报乡村频道采访了退地农民与“接盘者”，也采访了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发现土地有偿退出的初始路径已逐步清晰，但后续仍有更多问题待解。

资料图：土地收获。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试点

有偿退出 一村民领补偿近百万

2016年底，在江苏省金湖县银涂镇唐港村，村民沈官年将家里的26.8亩水稻田地退回村集体，每亩补偿2.7万元，一共70多万元。作为全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成果应用14个试点县之一，2016年，金湖在银涂镇唐港村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农村土地互换并地两项试点。

“退地合同是和村、镇、县三级的农工部一起签的，合同内容大致是‘有偿退出、一次付清’。签完就拿到钱了。同时还把宅基地也退了，一共拿到近100万元补偿。”沈官年说。

退地的时候，沈官年67岁，一家人都在城市生活，地早就不种了，“村里也有其他人退地的，情况也和我们差不多。”他说。

唐港村对退出土地采取市场运作模式，由县国有资产公司、镇里一家国有资产公司、村集体三方分别按4:4:2出资，组建了“金港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对退出的承包田开展土地平整等农田基础设施工作，对外招租洽谈。

其实，农民退出土地承包并非新现象，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告诉新京报记者，“早在1984年完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时，我国就开始鼓励土地流转、相对集中，以形成规模化的经营模式。而在1985年，我国就提出突破城乡二元壁垒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长期政策，并非新现象”。

“从农村发展的角度看，有偿退出的试点显然是有益的，它是政策对农民需求的一种反应”，著名经济学家陈及说，“数十年的城市化中，数亿农民进城，很多都是全家进入城市，原先在农村的土地只能撂荒。或许一开始可以交给别人种，但一来进城的人越来越多，二来种地的收益太低，渐渐没有那么多人愿意继续种地了，尤其在偏远地区更是如此。所以，有偿退出的需求是确实存在的”。

资料图：金湖县油菜花金黄。图片来源：金湖县旅游局官微截图

▎

趋势

土地的福利保障性质逐渐剥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土地经历了三个承包阶段，第一轮起始于1983年，时间为15年，第二轮起始于1998年，时间为30年。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明确指出要“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这是第三轮承包，将延续到2058年。

在保持土地制度日趋稳定的同时，中国的城市化率也在迅速提升，几十年中，数亿人进城，大量的农业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农民退出土地的现象一直存在。也就是说，稳定承包关系和农民退出土地，一直都是并存的。

温铁军说，“城市化过程中，很多农民的户口迁出农村，成为城市居民，他们的土地，也就随着土地调整收回村集体，重新分配，这其实就是一种退出”。

农民退出土地既然早已有之，却为何一直没有普通推广？温铁军认为这和社会发展的阶段及土地属性的变化有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以前，财政承担的公共保障体系还没有覆盖农村，对农民来说，土地的福利、保障功能要强于它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 。

新世纪以来，随着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提升，土地的福利和保障功能首次开始有弱化趋势，“条件正在逐渐成熟”，温铁军说。

在江苏唐港村，沈官年退出承包地之后，一次性补缴了6.5万元社保，他给新京报记者算了笔账：“我现在每个月拿600元退休金。我儿媳妇一次性补缴10万元，60岁以后就可以拿生活保障金了。这钱年年跟着涨，对农民来说，好处当然很大”。

资料图：重庆梁平区蟠龙镇。图片来源：梁平区政府官网截图

▎现象

集体经济疲弱 找到“下家”才能退出

尽管政策允许地方“多渠道筹集资金”，以用于对退地农民的补偿。但实际上，很多地方实行的是新的承租者“代付”补偿金的方式，即由承租者先将租金交给村集体，村集体再拿租金收入补偿退地农民。

重庆梁平县蟠龙镇义和村采用的就是承租者代付补偿金的形式，2014年，养殖大户首小江落户义和村，流转了15亩农民有偿退出的土地，他要干的是冷水鱼养殖。

“之前我在这个村里已经养了两年鱼，是租的村民的地，当时问题很多，比如我既然租了地，总要平整一下，可农民不愿意，说我把田埂挖掉了，以后就分不清地和地之间的界限了，还不让种树，说我走了之后，树根挖不出来”，首小江说。

土地有偿退出政策出台之后，首小江觉得，这或许是一个转机，“我主动找了村里、上级机关，说我想要承包土地，而不是租赁”。

在义和村，首小江和村委会成员、村民们一起开了一个长会，决定承包15亩土地，“我选了一块基本上撂荒的地，上面有20家人的地，每家平均不到一亩，最终商定，我每亩付出补偿金3.45万元，其中村民3万元，我直接付给村民，村集体4500元。20家人一共退出了15亩地，再加上道路、田埂等，平整出来后大约有十七八亩，我是按照实际面积承租的。”首小江说。

和以前租赁村民的土地不同，农民退出承包地之后，已经落户义和村的首小江，有资格重新承包，“按照国家政策，第二轮30年是到2027年底，我的承包合同也到2027年底” 。

重庆市巴南区天星寺镇芙蓉村的7户退地村民，同样是由承租的企业“代付”补偿金。

“很多地方的土地有偿退出，要先找到下家，才能真正退出，因为村集体难以负担补偿金”，经济学家陈及表示，“过去的数十年中，经济发展是城市偏向的，农村处在边缘状态，发展非常困难，农村集体经济非常疲弱，村里没钱补偿退地的农民，只能先找到愿意承租的人，再退地，如果找不到，有偿退地可能就无法完成，有退地需求的农民，也就无法如愿” 。

资料图：重庆巴南天星寺镇。图片来源：巴南区外宣办官微截图

▎困境

农业效率低下 经营者热情持续消解

在实际操作中，想退地的农民未必如愿，新的承租者也未必如愿，一旦经营不善，就很难退出，麻烦层出不穷。

首小江仅仅经营了两年，就将已经建成的养殖场转租，记者从重庆市梁平县蟠龙镇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有关负责人处获悉，首小江是在2016年将养殖场租给了别人，“当时养殖场里养的是鲟鱼，但销路不好”。该负责人表示，农户在政策保障下对有偿退出农用耕地的愿望还是强烈的，但经营者往往需要一次性付清补偿款，前期投资大，经营压力也大，这导致农业项目风险相对更大。

不过，首小江觉得，租出去其实也是一种经营，“承包之后，我建了鱼塘、道路，从鱼塘通到国道，这一段是我自己修的，修了几百米。投入的是打工20年的积蓄。因为我在别的地方也做养殖，所以就把义和村的鱼塘租给别人了，毕竟我投入了那么多，和一般的租地肯定不一样，租金是衡量利润之后定的，签了5年，租金一年一付” 。

重庆市巴南区天星寺镇芙蓉村7户农民有偿退出土地之后，新的承租者同样只经营了两年，目前处于停业再招商的状态，不过在咨询芙蓉村村委会后，记者并没有得到确切的答复。

而在江苏唐港村，退出之后的土地，至今还没有找到新的承租者，江苏省金湖县银涂镇农业经济经营管理站孙站长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成立于2017年1月12日的金湖县金港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目前还在运行，“目前暂时流转给大户种植稻麦，公司仍在寻找项目，想实施高效农业”。

“我退出土地之后，我的地租给了村里的一个种植大户，他一共租了400亩地种粮食，但听说马上也不种了，因为种粮食不赚钱。”沈官年说。

“提升农业效率并不容易，小规模的集中，也很难做到规模化经营。”陈及说，“前两年，很多大公司纷纷试水，去农村流转土地，搞现代农业、田园综合体等，但基本上没有持续成功的。我们的农业效率，和发达国家相比仍旧有差距。尤其在小规模流转土地的尝试中，常常是看起来很美，做起来很难，经营者们的热情，在面对现实后，正在不断地削减”。

▎观点

温铁军：要对接手土地有清醒的认识

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受访者供图

农民有偿退出，接手者如何才能盈利？温铁军说，“可能大多数企业、投资者对土地的认识都非常有限，尤其是对耕地的利用，存在种种误区” 。

“有些投资者觉得拿到土地就可以去干别的了，这样的想法显然是不合适的。尤其是耕地，我们国家的土地流转原则中，有一条是‘坚持保护耕地、重点保护基本农田’。所以拿到耕地是不可能转做别的产业的。而只靠农业种植就取得成功的，当下案例确实不多。”温铁军说。

首小江也认为短期内很难盈利，“我做的是长期投资，短期看不到效益。也有人觉得可以做农家乐，但实际上，小家庭自己做是可以的，像我这种投资这么多的，很难通过农家乐之类的项目盈利” 。

农民退出土地，就是因为土地产生的效益远远小于打工等方式，这也意味着，接手者必须要考虑农业经济效率的问题，温铁军说，“如果转包的只是耕地，那么接手者首先要考虑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农业本身的盈利能力很低，规模化种植是一个方向，但仅靠土地流转，想要真正形成规模并不容易。15亩地，能产生多少收益？土地规模经营的收益是相对的。我们前不久在俄罗斯考察，在俄罗斯乡村，很多不以农业为主业的土地规模，都比咱们的一些种植大户还要大。比如一个城市中产，在乡村买一块地，建个度假屋，土地规模可能就超出我们的想象。因为在俄罗斯，每一个公民都可以无偿得到0.6公顷的土地，也就是9亩地。在我国，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才6亩左右。这两个数据，或许性质并不一样，但也说明，想要达到规模化并不容易。一个村子几百人，就算村民全部退出承包地，也只有几千亩，而在一些农业发达国家，一个农场就能达到几万亩”。

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对土地的接手者来说更难以回避。即便形成规模，也要考虑生产成本的问题，传统的家庭生产中，农民往往并不计算人力成本，但如果要规模经营，劳动力成本就是无法忽略的问题，温铁军说，“规模化经营之后，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而中国当下并没有形成农业劳动的价格，它的价格是参照城市二三产业的劳动力价格的，可这种参照，让农业生产的成本大幅增加。所有想要投资农业的人，必须考虑到这个问题”。

陈及：农业发展仍需制度设计

著名经济学家陈及。受访者供图

进入21世纪，中国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快，到2018年底，城市化率达到59.58%，城市人口增加至万人，据估计，未来可能还有2亿人要进城。

“城市化是不可逆的，在未来，职业农民的数量还会大幅度降低，这是现代化的趋势。”陈及说，“从农业发展的角度看，我们有条件支撑农业机械化的地方，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全程机械化，从播种到收获，都由机械完成。剩下的多数是不适宜机械化的土地，比如山区的梯田，每层可能就两三米宽，什么大机械也用不上。而且人均耕地面积少，有的地方一人只有几分地，就算把全村的土地都集中起来，也无法规模化生产。规模上不去，成本下不来，农业效率自然难以提升” 。

如何才能既满足农民退地的需求，又有效利用退出的土地？陈及说，“首先，要继续推进城市化。在现代化程度更高的国家，第一产业往往是人数最少的产业，职业农民可能只有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左右。农民少了，耕地多了，规模上去了，各种现代化的技术也有了应用的可能。其次，还要有更多的制度设计来保障农业。农业是低收益产业，粮食卖不上价，种地面临赔钱，要实现农业现代化也就非常难”。

扭转农业产业的收益状态，或许是改变农村经济生态的途径之一，陈及说，“很多发达国家中，对农业都有非常高的补贴。比如日本，政府大力保护本国农业，通过高补贴、市场保护等方式保护本土农业，日本的大米品质非常好，他们本国人最喜欢吃的就是自己的大米。韩国的措施也差不多，韩国人说起最好的牛肉，一定认为是自己国家的，这样情况下，即便他们放开市场，别人也很难和他们的本土产品竞争。当然，我们和日韩不一样，至少在目前，还无法向他们那样去保护本土农业，因为农业人口太多了，不可能通过足够高的补贴，使得农业生产变成盈利的产业。所以还是要加速城市化，因为一旦农业人口大幅度减少，那么农业高补贴还是有可能去设计与实现的”。

新京报记者 王纪辛 周怀宗 编辑 张牵

校对 柳宝庆